唐朝(618～907年)以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隋末的农民大起义，《隋书·食货志》称之为“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可见起义的广泛性。战争使社会生产又受到相当破坏，人口也大为减少。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魏徵还说从洛阳直到东海边，“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可见破坏之惨重。唐初统治者注意恢复生产，缓和社会矛盾。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实行均田制，满足了部分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还适当减轻赋税。太宗即位(626年)后，以户口增减为官吏的考绩标准，还建义仓(义仓始于隋朝)以备凶荒，在灾荒时减免赋税。在这些政策的基础上使生产得到发展，人口不断增殖，形成了“贞观之治”。太宗死后，高宗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所以永徽年间(650～655年)号称有贞观遗风。但麟德年间(664～665年)以后，对外战争较多，奢侈风气日盛。高宗死后不久，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690～704年)，史称武周。玄宗即位(712年)后，开元年间(713～741年)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欣欣向荣，号称“开元之治”。天宝年间(742～756年)，政治渐趋腐败，使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渐趋激化。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反唐，从此唐代转向衰落。
　　从太宗到玄宗，唐代维持了100多年的兴盛局面，手工业和商业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日用品都有作坊制造，以供市场需要。法令规定在州县以上立市，设官管理。最大的商业城市首先是东西两京，即洛阳和长安。长安分东西市，东市有220行，西市亦如东市，还出现夜市。洛阳有南市和大同市，前者有120行，后者有66行。“行”是商业的同行组织，有行头和牙人。其次是扬州和益州，有“扬一益二”之称《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此外，主要商业城市还有广州、泉州、汴州(开封)、州(治今江苏南京)、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楚州(今江苏淮安)、洪州(治今江西南昌)、江州、杭州、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荆州、鄂州等。广州仍是最大的对外通商的城市。非州县治地也有市场存在，有草市、墟市、集市、庙会等。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崔融曾描述了唐代商业、交通的盛况：“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唐会要》卷八六《关市》。同唐初的荒凉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代的邸店更为发展，开设邸店的有贵族、官僚、富商和外国商人。唐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田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广记》卷四九五《邹凤炽》。。《唐律疏议》卷四说：“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表明邸店是供商人存放商品及经营商业的店铺。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曾“禁九品已下(上?)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禁止官员们与民争利。但各道节度使、观察使托名军用，仍在扬州“列置邸肆”，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再下令予以禁止《唐会要》卷八六《市》。唐代富商大贾的势力有了新的发展。传说邹凤智曾向唐高宗表示要买终南山上的树，每株树价绢一匹，树尽而绢未尽。
　　玄宗时长安有大商人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为“国之巨豪”，“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豪友》。王元宝被称为“王家富窟”，“器玩服用，僭于王公”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富窟》、《床畔香童》。也有传说表示要买终南山树的人是王元宝。富商大贾往往请托官府，以求私利。如开元十八年就有敕指出：“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企图降低户等以逃避赋税。有些商人还钻营作官。唐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极为活跃，许多胡商(西域商人)来中国经商，或在中国定居。长安的胡商都聚居西市。安史之乱时，田神功大略扬州，波斯商人死者达数千人《新唐书》卷一四四《田神功传》。。可见在中国的西域商人之多。以上说明唐前期商业的空前发展，但唐代的商业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中，广大农村仍然具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这在以下讨论货币流通时将得到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