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阿Q正传》，剖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麻木性，因此特别提出“从小说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鲁迅全集》第3卷，第3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我以为这对理解关羽现象很有启发，于是写此小文。

　　一、

　　例如，从日本的茶道和中国的“主体间性”在各自艺术中的反映重点、凸现特征的“乐感”和“物之哀”的感受便大相径庭。试看曹雪芹的《红楼梦》与佐佐木八郎的《艺道的构成》。《红楼梦》中哀婉悲切之词甚多，《葬花吟》是哀中之哀，然而，除却悲从中来的特定环境外，在显示生活中不被群体甚至作者本人认同、持续，往往化解为相视一笑：“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也无？’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黛玉和紫娟都笑了起来。”（同书第35回）《艺道的构成》说，不仅茶道一开始便“应认为这次回合是此生中只有的一次”（其实多次相会每次仅当今生一次），而且“在茶会终了之后，主客也均应在内心里深怀余情……体会今日之一会已难再来，深深投身到寂寞的境界中去。”（转自《日本文学论集》，121页）

　　二、

　　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未必然。卓别林对日本“轻死”的自杀便大为惊讶，而鲁迅认为日人无宫刑与缠足远胜我国。不过，彰显民族灵魂的作品，不管其国外影响及印象怎样，似乎对本民族来说却是使诸多同类因素自叹弗如的亮点。例如《三国演义》作为文艺作品，在百姓中间便高于陈寿的《三国志》。套用“三突出”的文革定例，这是“一突出”。“二突出”，是她远高于其它历史小说，如《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前后唐演义》……直到《清史演义》，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而在《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好的是“关羽”，这是“三突出”。“惟于关羽，特多好语”……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华客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鲁迅全集》第9卷，第324页）

　　三、

　　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能这样？

　　略去许多中介、细节，一言以蔽之，似可说，文化-心理结构的变迁使然。

　　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的“罢绌百家，独尊儒术”在促进思想统一上比秦始皇的武功更奏效;“百代皆沿秦制度”，指的是外在制度，真正从心理上聚拢华人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而起了重要作用的是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他改造了“阴阳家”的“拘而多畏”，把孔子学说中的心理原则输入阴阳系统，从而将自然人情化了。重要的是，这个人天图式是圆融的，排除了引入超越神灵的一切可能性。“一个人生”而非“两个世界”的华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开始结胎成体。其中，一个崇拜偶像棗关羽，将要“出生”的神圣符号，将给传统的文化心里平添出继儒家创始人、弟子、再传弟子之外的新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