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自缢于景山，遗址至今犹存，且有石碑为证，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是常识。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一场突发的瘟疫严重削弱了守城明军的战斗力，据史料记载，20万大军能登城的不过6000，且多为羸弱之卒。明北京内城墙12公里，外城墙14公里，就算皇城不布防，每名士兵平均也要守50米左右，绝无坚持的可能。

　　3月18日夜，农民军攻破外城，崇祯带十几名太监逃离皇宫，到齐化门，守军不认识他，以为有诈，将其射回，转安定门，没想到门闩沉重，太监们无法抬起，正是这根沉重的门闩，彻底改变了明朝历史。

　　19日，农民军入城，遍搜皇宫无果，直到22日才在煤山（即景山）发现一具尸体，左手写“天子”二字，经太监辨认，系崇祯无疑。然而，对此说法，史家一直有争议，比如黄云眉先生认为崇祯自缢于北海公园，俞平伯先生则认为崇祯死于管园人的小屋。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这是清人哀悼崇祯的诗作，其中透露了两点疑问，首先，北海公园琼岛上也有一座“万岁山”，第二，自缢遗址，当时的人已经“不知处”。

　　至于“找到”自缢遗址，并“指出”究竟是哪棵树，甚至绘声绘色地称这棵树为“罪槐”，这是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干的事。清军以“为崇祯报仇”的名义入关，当然要做做样子，但并没有勒石立碑。

　　1931年，故宫博物院始立“明思宗殉国处”碑，沈尹默先生题写碑文，正值抗战前夜，故将“明”左半边故意写成“目”，以示对“日”不屑。此碑“文革”时被砸成两段，拉到原北京少年宫当井盖，北京少年宫即原景山寿皇殿，也有说法崇祯自缢于此。2003年，此碑回到原地。

　　1931年时“罪槐”已非原树，此时距崇祯自杀已280多年，从照片上看，那棵槐树胸径不过一尺，怎可能生长得如此缓慢？60年代中期，“罪槐”枯死，1971年伐去，1981年，栽了一棵小树，1996年，为渲染气氛，公园找了一棵树龄150年的歪脖老树，移栽于此，原本是建国门一带的道边树，就此成了“罪槐”。

　　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此处又立一碑，傅增湘撰文。傅是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北洋政府时出任教育总长，在他的维护下，蔡元培得以施展“兼容并包”的教学理念，蔡元培辞职后，他也辞职了。1938年，傅参加日本人操纵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并任会长等职，为时人所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派陈毅持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未到，傅已抱憾长逝。傅增湘撰文的石碑曾于1955年被移走，后又在原地复立。

　　总之，“崇祯自缢处”不过是个象征，以表达后人对历史的一份敬畏而已，如果信以为真，未免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