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治理污吏这个问题上，朱元璋选择了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放纵之后，胥吏们的社会关系已经错综复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单凭皇帝和各级官僚，已经完全不足以治理这些人。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是不得已之举。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僚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官僚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僚的风气，重建官僚集团的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贪污案”等等，都是为了重建官僚集团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

　　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在《大诰·乡饮酒礼第五十八》里，朱元璋下令恢复废弃已久的“乡饮酒礼”。这种乡饮活动，形式上类似于集体聚餐，目的则在于弘扬为子尽孝、兄弟相亲、邻里和睦、朋友有信、长幼有序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恢复这一活动的初衷，朱元璋说得很明白：“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这种古老的乡饮活动在两宋时期早已沦为形式，在元代则几乎消失。朱元璋却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决定去恢复它。他下诏说，乡饮的坐席必须按照年龄和德行来排列，良贱分开成席。有犯罪前科和德行有亏之人，不许入善良之席。如果混淆贵贱，主会者治以重罪，乱席者全家流放边疆！

　　最后，朱元璋告诫百姓们说：“从者昌，否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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