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就是说，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止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

　　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轻视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博古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

　　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显示了他对文臣学士们的态度变化：“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翰林承旨宋濂诰）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建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主动投怀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朱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于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在另一篇文章《辟阿奉文》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

　　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世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达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