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传承上千年的宰相制，确立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的政体，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工作。然而政务繁重，非皇帝一人所能应付。于是召用儒臣随侍内廷，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文书。永乐年间，这种秘书班子衍化为内阁。内阁成员称阁臣。负责批阅奏章，起草诏令，为皇帝提供参考意见，称作“票拟”。皇帝同意后，用朱笔抄正，成为朝廷正式政令，称作“朱批”。

　　内阁出现之初，阁臣虽然官位不同，但无高低之分，首次之别，至天顺、成化年间，遂有首次之别。首辅居阁臣之首，在其下有次辅等阁臣，两者权势相差甚大。由于首辅深受皇帝宠信，威权与宰相无异，故而引发次辅等阁臣对首辅位置的争夺。嘉靖年间，严嵩与夏言以及其后的徐阶与严嵩的“内阁之争”，最为激烈。

　　二

　　夏言是嘉靖中期一位重要首辅。嘉靖七年，夏言上了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与世宗皇帝心思暗合。受到世宗鼓励后，他不断上疏言事，点子既多，文辞也很优美，极得世宗欢心，于是被调入翰林院，为侍读学士。夏言的仪表也为他的从政提供了不少帮助：他身材高挑，眉目疏朗，长着一副美髯，并且声音洪亮，不杂乡音，一举手，一投足，俨然一儒者。世宗很喜欢听他授课，每次授课毕，必赐茶饭，“欲大用之”。

　　夏言果然升迁得十分迅速，由侍读学士而掌翰林院事，进而兼礼部左侍郎，再升为礼部尚书。世宗每有诗作，必赐夏言，令其唱和，每有政务大事，必召夏言，赐夏言“学博才优”的银章，使他有密封言事的权力。嘉靖十五年，夏言入阁参预机务，嘉靖十八年升为首辅，登上仕途的顶峰。

　　夏言为侍读学士，服侍世宗左右，以才貌获取宠信，做了礼部尚书后，也谨慎勤劳，“奏对应制，倚待立办”，从未出过差错。但是，自入主内阁后，反而与世宗产生裂痕，从而改变世宗对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他的命运。夏言人阁时，年近六旬，精力不如以前，骤然得宠，又失去进取的锐气。他架不住世宗频繁的礼仪、祭祀活动，在处理琐碎的事务上多次出现差错，遭到世宗的训斥，勒令将所赐谕贴及印章收缴御前，甚至将他革职，而后又复其职。夏言既感到伴君如伴虎，又不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地位，在这种矛盾的心态支使下，虽然连上几道疏请求退休，但语气不坚决，仍留恋于官场，以致最后被人算计，落得斩首西市的下场。

　　陷害夏言的人是严嵩。严嵩和夏言同是江西人，起初，两人并无过节，志趣还很投合。夏言对严嵩很关照，在他的帮助下，年近花甲的严嵩才从南京调入京城为官，以后又是在他的举荐下，严嵩接了他的班，任礼部尚书。虽然礼部尚书与阁臣同为高级朝官，但夏言自恃有恩于严嵩，待他如同门客，说话不客气，严嵩呈送的文稿被改得一塌糊涂，有时还要掷还，命其重拟。严嵩心里当然不好受，但总装着没事的样子，暗中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严嵩任礼部尚书后，与世宗接触的机会多了，产生了谋夺首辅的念头。他处处表现柔媚、忠勤，与夏言的疏慢、倦怠态度形成强烈反差。与此同时，他还百般讨好世宗宠信的陶真人，两人结为同党，对夏言进行谗害。对于严嵩忘恩负义行为，夏言毫不掩饰报以鄙视和厌恶，而严嵩对夏言还是那样谦卑恭敬。为了讨好夏言，他不顾体面，亲赴夏府跪读请柬，邀请夏言赴宴。夏言答应。严府上下精心准备，忙活了一阵子，却等来夏言借故推托的消息。严嵩脸面丧尽，极为狼狈，脸上却装着没事的样子。其实，这种“卑而骄之”的软招正是严嵩的看家本领。夏言对严嵩的卑躬屈膝信而不疑，恣意张扬狂傲的个性。

　　世宗不理朝政，把精力放在修道上，他要求臣子为他撰写供焚化用来祭天的青词。那是一种赋体文章，以华丽文笔表达皇帝求仙的诚意。夏言和严嵩都是撰写青词的高手。后来，夏言对撰写青词感到厌倦，将其交给门客代撰，门客多以旧稿敷衍塞责，夏言不加审阅，径直上呈。世宗觉得大倒胃口，“每掷地而弃之”。而严嵩投世宗所好，搜索枯肠写青词，每稿必求其工。世宗每见他的青词，必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