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跨出国门做生意需要的是勇气，那么敞开国门迎客商需要的则是智慧和胸襟。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各朝各代对待外商的政策和态度也不尽相同，外商在华的命运也随之起起伏伏

　　唐代：外商入境必须先在边关提出申请，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政府批准

　　宋代：政府制定了“招徕远人、阜通物货”的国策，扩大与海外诸国贸易的范围

　　明朝：很重视朝贡贸易。外商入关时，甘肃镇官员要举行隆重的接待仪式，置办丰盛的酒席款待；入关后，官府要免费提供食宿和驿递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11月17日发文，决定从12月1日起，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境内所有内外资企业将统一税制，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代正式终结。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外资企业很大优惠，这项政策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自然是能吸引外资，弊的一面是不利于公平竞争，还会引起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发生。取消这项政策是自然的事。

　　取消政策优惠表明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时因事而发生的。这种变化古今中外都会发生，尤其是在中国。

　　如何和外国打交道，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似乎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道很难破解的考题。

　　唐宋对外商法律优待

　　对外通商贸易应该是国与国之间必然进行的交往活动，但在我国历史上，这条路走得很曲折。

　　西汉之前，由于经济实力有限，对外贸易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

　　从汉武帝时期，中国对外贸易逐渐频繁。但在与匈奴的边境贸易中严禁铁器、马驽等出口，也禁止百姓私下和匈奴往来。

　　唐宋对陆上和海上的对外贸易极为重视，但严禁民间贸易。

　　明代的边境贸易沿袭唐宋之制，但严禁民间海上贸易。

　　清朝大多时间实行海禁。

　　纵观历史，大多数情况下，各朝实际上并不把边贸看作经济行为，而看作是政治行为、外交行为，因而对待前来边贸的外国商人的方式也很有趣。

　　唐宋时期来华的外商众多，其中阿拉伯商人最为活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中国相邻近的波斯的“胡商”，他们从陆上丝路携带着香料和珍宝来到凉州、长安，然后深入到洛阳、成都以及长江流域。

　　外商运到中国的商品有香料、犀角、象牙、珊瑚、水晶木等奇珍异品以及镔铁、砂金、木材等原材料，还有一些高级手工艺品。从中国运出的商品有丝织品、陶瓷、金、银、药材等。

　　唐代规定，外商入境必须先在边关提出申请，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政府批准。743年，唐玄宗出于对外商交通敌国的警惕，甚至下敕禁断外商往来。

　　唐代有“互市”制度，外商与华人交易必须经“互市”进行。互市的场所是一个四面由堑壕篱笆围绕的院落，入口有专人把守。交易之日，商人携带商品在卯时后来到市场，先与管理官员核定物价，然后开始买卖。

　　从海路来中国的外商抵境后，须先赴市舶司衙门，由市舶司将货物登记在册，代为保管。之后，商人须交纳30%左右的人口税后，领回货物，方可在广州列肆交易。进入内地，则须呈报有关部门批准。外商在中国旅行和华人一样，必须凭官方发给的通行证，即所谓“过所”，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以及所隶属宗族，注明随带的白银与物品。

　　中唐以后，河陇（指河西和陇右，相当于今甘肃西部地区）被吐蕃占据，西域及中亚各国的使者被隔断归路而滞留长安，其中有一部分人就转而经商，多从事抵押借款和高利贷业务，直至唐末。

　　宋代政府制定了“招徕远人、阜通物货”的国策，扩大与海外诸国贸易的范围。资料记载，与宋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外国商船漂洋过海而来，也有不少是乘坐中国商船入华。当时中国船大而坚固，安全性能更好。外商抵岸后，须将货物送存市舶库，经官府抽税、核价以后，才可领回货物在民间销售，程序大体上与唐代相同。

　　唐宋时代的外商在华享有一种类似治外法权的特权。唐律规定，同一国家的外商之间发生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由该国商人首领依照本国法律处置，中国官吏基本上不加干涉；不同国家的外商相互争斗，则按照中国法律论处。

　　宋代外商享有治外法权的情况更为普遍。《宋史·日本传》记载，日本人打死中国人后，须交给日本商人头领按日本国法律治罪。阿拉伯商人犯徒刑以上重罪由中国官员审判，犯徒刑以下轻罪，则由蕃长依照伊斯兰法典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