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作为明代最重要的科举考试文体，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己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只是历史实存呈现出的表象，实质上，在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虽然考试文体对其他文体产生渗透与影响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如唐代行卷对传奇的影响，宋代经义策论对宋诗的影响等，但是，像八股文这样与官方意识形态结为一体，作用巨大，涉及极广的文体影响却仅明代文学一例。

　　一、程朱理学与八股文的关系

　　（一）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与八股文是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互为表里的一体关系。八股文是作为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载体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下诏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翌年书成，“上亲序之”，令颁行全国。此举标志程朱理学被正式确立为朱明王朝的治国思想。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与士人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一是在学校、科目、荐举、锉举四种“选举之法”，中，科举成为官府选拔人才和士子求得仕进的唯一有效之途。《明史·选举志三》记：“永乐以后，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久且废不用矣。”冈‘彻，《明史·选举志二》记载，明永乐天顺以后，“非进士不人翰林，非翰林不人内阁。·一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另一件事是官方指定的八股文考试内容，由明初的兼古注疏转为专宗程朱。《明史·选举志斗记日：

　　《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只用陈潞《集说》。从此，“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令甲在焉”（清四库馆臣评）。

　　理学大儒丘涪在《大学衍义补》中叙述了上述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八股取士内容的变化，并盛赞明成祖这一尊程朱于一统的举措：

　　至于有宋潦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歧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

　　一个世纪之后的何良俊目睹了这一举措对学风产生的恶劣影响：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四书）、《五经》《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统，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一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衍，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突！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真才，岂可得乎？

　　暂且不论功过，与科举考试只重八股文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看，明太祖用八股文推行程朱理学的目的昭然若揭。这样，朝廷用程朱来武装士人，士人靠程朱来赢得科举。用八股文这条与士人休戚相关的“生命线”，最高统治者把理学与士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于是，程朱理学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意识形态化成了八股文遵经守传等可具体操作的程式规则，并通过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股修习浸人到他们的生活、思想、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显见，在历史实存中浮出的是铺天盖地的/又股文章，而程朱理学则隐藏于下。在这个意义上，明代中前期，八股文与程朱理学互为表里、结成一体，可谓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也。刘熙载《艺概·经义概》记：

　　明儒冯少墟先生名所集举业为《理学文鸽》。理学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

　　以《理学文鸽》来命名/以役文集，可见，在明人眼中就是把八股文与理学看作一体的。

　　八股文所起的这种作用，被同样作为统治者的乾隆一语道破。他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说：“道统在斯，治统亦在斯矣。才把八股文上升到承继“道统”维系“治统”的高度来认识。在《钦定四书文序》中，乾隆帝又从选拔人才的角度对八股文所起的这个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规学力之深浅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巨也。

　　国家以经义取士的目的在于，通过它培养出一大批以程朱理学为世界观、价值观的学力深、器识淳的人才。所以，八股虽小，却关乎国之气运，国之根本。

　　（二）尊程朱理学于一统是促进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决定性因素。八股文体制在明代立国之初并不完备，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到明成化（1465一1487）年间才最终定型。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云：

　　今之八股文，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经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

　　顾炎武指出：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146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问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一浅一深（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句股实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之相传谓之八股。

　　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明永乐（1403-1424）年间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此期，程朱理学、八股文、士人这三个因素第一次全方位聚集在永乐这个点上，而这三个因素的齐备正是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必要条件。

　　专宗程朱、遵经守传使得作为考试文体的八股文有了简便明确、便于士人修习的内容限定，同时也为考官提供了统甲客观、便于操作的阅卷标准；功名系于科举一途，“非是途也，孔孟无由进”，使天下士予乙无旁鹜，倾毕生精力于举业之中，在内容无可发挥的狭小空间竭尽所能探索八股形式的变化，使其日臻成熟和完美。

　　在这三个因素零距离地磨合了五十余年后，在成化年间时八股文的体制最终定型。所以，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尊程朱于一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