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蜀汉法制特点与“刑法峻急”辨

之所以将蜀汉的法制特点列于篇末，正是为了在史实的基础上，更好的得出结论。其实，在以上阐述的基础上，结论已经不言自明了，但笔者还是不揣浅陋，在此作个归纳。

1．“刑法峻急”辨

历来认为诸葛亮执政时期，“刑法峻急”。时人郭冲在著名的“郭冲五事”中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44）。”《三国志•杨洪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也提到：“时诸葛亮刑法峻密”。

虽然对于郭冲的说法，裴松之从史实、情理两方面作了反驳，但笔者以为仍未尽意。蜀汉是否刑法峻急，须分别与汉律、刘璋执法情况及同时期魏、吴相比较后方可得出结论。

与汉律比较，蜀汉立法较宽。汉律的一大弊病，就在于繁苛。曹操就“嫌汉律太重”而另立科条。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提及汉朝官吏犯“诬罔”罪七例，犯者二人腰斩，二人下狱死，一人自杀，一人弃市，余者伏诛，无一不是死罪。而蜀汉李严坐诬罔，不过是“废、徙”而已，而其子李丰，仍受重用。因此可以想见，蜀汉法律较汉律为轻。

与刘焉、刘璋时期的法律相比，蜀汉立法较宽。刘焉曾“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45）。刘璋继位后，因“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就“杀鲁母及弟，遂为

仇敌”（46）。彭羕因被众人毁谤，就被听信谗言的刘璋“髡钳为徒隶”（47）。由此可见，刘璋统治时期，不但立法较严，且执行时带有较大随意性，这也正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与同时期的魏、吴比，蜀汉立法较宽。蜀汉“夷三族”一刑，是用来对付叛逆的，但仅用于魏延案；对于其他叛逆者，则较为宽大。如被迫降魏的黄权，刘备对其家属“待之如初”（48）；对于主动降魏的孟达，蜀汉执法官员“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49）；对于通敌害死关羽的糜芳，刘备更是以“兄弟罪不相及”来宽慰糜竺，“崇待如初”（50）。这种宽大，在历代封建王朝来讲，都是罕见的。而在魏国，光《九朝律考》记载遭夷三族的就有曹爽、丁谧、邓飏、何晏、毕轨、李胜、桓范、诸葛诞、毌丘俭、李丰、夏侯玄、张缉、乐敦、刘贤、王凌等十五人，而其中还不包括王凌案的“诸相连者”（51）。时人也评价说魏法制“苛碎”、“用法深重”（52）。至于孙吴，传统认为“其统治者较魏、蜀更加信奉重刑主义”（53），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蜀汉为什么会有“刑法峻急”的评价？笔者认为：

第一，这是由于蜀汉立法宽而执法严所造成的。这里的“峻急”，指的是执法严而非立法严。诸葛亮执法，“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54），体现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制思想。尤其是对马谡的处罚、自贬三等等案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旧规则束缚，是当时的旧官僚所接受不了的，因此旧官僚所主导的舆论就认为蜀汉“刑法峻急”。

第二，这是由蜀汉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针对益州土著豪强造成的。蜀汉对益州土著豪强的限制，是很明显的。不但有经济上的掠夺，也有法律上的打击，毫不留情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刘璋。刘璋部属“东州兵侵暴旧民，璋不能禁”（55），与土著豪强结下梁子；然而，他又“对土著豪族一味迁就”（56）。他任用的成都令董和，严格限制豪族所为。当地豪族联合要求将董和调走，刘璋只得同意；成都官员又出来留董和，刘璋又听命（57）。这样政令反复软弱，才是刘璋执法所谓“宽”的原因，其实用“暗弱”二字更为妥当。蜀汉正是由于一反刘璋时的状况，加强了对不法豪族的执法力度，才有了“峻急”之名。

2． 蜀汉法制特点与得失

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笔者得出蜀汉法制的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 立法宽而执法严。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这是任何政权都必须遵循的规律，蜀汉自然不能例外。因此这里所谓的“宽”，是相对的，是与同期各政权立法情况相比

较而体现的。第二， 体现了较明显的利益倾向性，加强对益州土著豪族的打击。

第三， 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蜀汉国小民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加强凝聚力与向心力，方有取胜之道。因此蜀汉政权格外注重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压制民间对zhèng fǔ不利的言论，保持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这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有必要的非常做法，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地以今人的目光加以批判。

第四， 强调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蜀汉不妄加大赦，并且年号也长期不易（虽然裴松之对年号不易能否体现稳定持有异议，但不可否认，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说明问题的）。而从诸葛亮到蒋琬、费祎，政策一以贯之。

得失与特点是紧密相连的。由特点出发，蜀汉法制主要有这样几点“得”：

第一， 立法公平。诸葛亮的“壹刑”思想在立法、执法中得到有效贯彻。而蜀汉内部，之所以在所谓“刑法严峻”的情况下仍出现“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58）的现象，正是“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59），即立法公平所起作用。

第二， 执法情况良好。陈寿在《三国志》中称颂在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这虽不无溢美之辞，但还是基本反映了实际情况的。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评论说“三国之中，立法成就最大者，首推曹魏；执法情况最好者，则为蜀汉”（60），堪称笃论。

第三， 早期有力加强了政权的稳固、体现出较强的凝聚力。蜀汉经济立法对豪族的限制、刑法对思想言论的钳制，在早期确实有着必要的作用，有力稳固了政权，凝聚了有限的力量。

从“失”来看，蜀汉没有根据形势及时调整政策，一味强调政策的稳定性，长久打压益州豪强，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同一时期，魏国实行九品中正制，吴国依靠江东世家大族维持其统治，都能较好选拔地方豪族的优秀人才。而蜀汉一直沿用汉朝的察举制，没有在制度上给豪族以进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