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前，主张议和的乃是以张昭为首的一班东吴老臣。从来青史留名的，似乎只有大成功者和大失败者。两不沾边如张昭之流，只能在四面高唱大风歌的历史交响中，渐渐被挤出舞台，渐渐被淡忘。

　　千载之后，谁还记得那个“功勋克举，忠謇方直”的江东老仲父？

　　避祸江东 得孙策知遇之恩

　　张昭，徐州彭城人。自少便博通经史，同州的才士陈琳等人“皆称善之”。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过程中，徐州因处于联络东西与南北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诸多军阀争夺的对象。当时较早控制徐州的是丹阳人陶谦，他为了稳定局势，想起用一些有影响的名士，于是推举张昭为“茂才”，但张昭坚辞，陶谦“以为轻己”，就把他关了起来。

　　张昭为什么不响应陶谦的推举呢？作为儒学名士，张昭肯定看不起陶谦，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他拒绝当官，恐另有原因。主要在于张昭深知北方军阀混战局面已经形成，且愈演愈烈，徐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必将成为军阀屠戮的战场。“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张昭和很多避难避祸的人一起流亡到江东。

　　而此时割据江东的，是势力尚弱又一心想成就大事的孙策。孙策急需流寓江东的北方士大夫的支持，一是改善其政权内部的人员结构，淡化暴虐形象；二是争取文臣谋士的合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对于张昭等侨寓人士而言，要获得稳定的生活环境，也需要寻找政治方面的依靠，而孙策不失为较好的合作者。这样，以张昭为代表的一批江北文士进入了孙策政权，成为其主要的谋士。

　　孙策以张昭为贤能之人，明确表示重用，并尊以师友之礼。“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而张昭也不辱使命，将孙策的大后方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当时吴中的人民都称呼他为“仲父”。北方的士大夫写信给孙策常常对张昭的才能大加赞赏，搞得张昭自己都不好意思，“昭欲默而不宣则惧有私，宣之则恐非宜，进退不安”。可以说，张昭在孙策时代还是谨小慎微的。而孙策对此也豁达大度。孙策笑着安慰张昭，过去齐桓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管仲去办，所以他能称霸天下，今天我用了你这样有才能的人，我不也和齐桓公一样么？！

　　作为君臣，孙策和张昭的关系可以说达到了最佳境界。但另一方面，张昭辅助孙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形象，毕竟张昭以其名士的身份，与北方士大夫互通信息，从而使孙策政权逐步获得北方士大夫和朝廷的认可。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说，当时刘表与孙策通信，信写好后，先请狂士祢衡阅读；祢衡说，这样的信只能给孙策军队中没文化的“帐下儿”看，怎么能见张昭呢？否则不太丢人了吗！弥衡是当时出了名的狂人，对张昭尚且不敢怠慢，可见张昭的才学的确备受推崇。

　　 临危受命 扶幼主即位立国

　　 正因为张昭有此才学、有此忠心，才有日后英年早逝的孙策临终托孤的举动，而张昭确实没有让孙策失望，纷乱之际一言定鼎，把孙权扶上吴主的宝座。张昭一生的官场际遇，作为江东老仲父的悲喜，以及日后在史册中占有的位置，就此暗定伏笔了。

　　建安五年，正当孙策初定江东，意欲大展宏图时，他因私自出猎，遇刺受伤而亡，这一突发事件给江东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危机。孙策对此是很清楚的，于是任命张昭为首席辅佐，并托孤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对张昭明言，如果孙权无法驾驭局势，张昭可以取而代之；如果江东无法立足，可以慢慢归顺朝廷。当然，孙策的本意绝不是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目的是在于激励张昭尽心辅助孙权，同时也是向其他僚属表明张昭的特殊地位，以便于其料理政事。从当时的情况看，以孙权的资历与威望，根本无法应对这一危局，一切都有赖于张昭。

　　当时的孙权年仅19岁，一边伤心哥哥的早逝，一边又担心自己不能担负重任，只是一味的扶棺而泣。张昭严肃地对他说，这哪是哭泣的时候，如今天下大乱，群盗纷起，正是你建立勋业的时机，哭有什么用！说完亲自扶孙权上马，列队出巡。以张昭当时的声望，他的表态，使当时自文武群臣至江东庶民都“众心知有所归”。

　　张昭一边安抚人心惶惶的流寓文士，一边争取江东本土大族名士的合作，进一步改善孙权集团的人员结构，扩大和巩固统治基础。孙策死前对孙权说，我的使命主要是以武力征服江东，而你必须改变政策。张昭辅政后，大力延揽南北文士，北人如诸葛瑾、步骘、滕胤，吴地名士如陆逊、顾雍等皆相继进入孙吴政权，成就了后来陆机称颂的“江东盖多士矣”的局面，为孙权进一步的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