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面对来势汹汹的“黄巾之乱”，东汉中央政权下放军政权力至州郡地方，固然使得黄巾军的势力无法快速地蔓延至全国，减缓了东汉王朝的覆亡，但是却留下了“地方轻视中央、扩张割据势力”的隐患。“十常侍之乱”致使原来掌控中央政权的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同归于尽，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同时引入西凉董卓的外镇兵马，催生了“董卓之乱”。当是时，在中央，董卓及其部属独断专权，肆意废立，使得皇权威信扫地，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在地方，伴随着君权的衰弱，各地方势力摆脱了中央的控制而独立发展并不断做大，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外镇势力，直接威胁东汉的中央政权。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就是这些地方势力的代表，然而最先在山东形成气候的地方势力却是地处幽州的公孙瓒集团。

　　公孙瓒，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人，出身贵族，因生母地位卑贱，故起初只作了郡中的一个平凡小吏。《三国志》记载，其人容貌伟美，声音洪亮，天资聪颖，机智善辩。后被举为孝廉，做了郎官，又被任命为辽东郡（今辽宁辽阳市）附属国的长吏。

　　公孙瓒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北方少数民族，作战勇猛，威震边疆。光和年间，边章、韩遂叛乱，东汉朝廷从幽州征发三千精锐骑兵，并命公孙瓒作为该部军队的统领。公孙瓒率军到蓟中时，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人张纯引诱辽西乌桓首领丘力居等发动叛乱，攻占了右北平郡（今河北丰润东南）、辽西郡属国的许多城池。公孙瓒以三千骑兵追讨张纯等叛贼，立下战功，升为骑督尉。随后，公孙瓒又因收服属国乌桓首领贪至王，升为中郎将，封为都亭侯，进驻属国。此后，瓒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事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汉王朝北疆狼烟不断。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乌桓丘力居部到青州、幽州、冀州等地进行掠夺。公孙瓒与张纯、丘力居等战于属国石门，张纯等大败。张纯只得抛下妻儿逃入鲜卑境内。公孙瓒率军继续追击，由于深入敌军腹地，反被丘力居围困于辽西管子城二百余日，粮尽士溃，士卒死伤大半。丘力居军也粮草疲乏，远走柳城。朝廷颁诏拜公孙瓒为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又兼领属国长史。此后，公孙瓒统领兵马，守护边境。公孙瓒常与身边数十个善于骑射的人都骑白马，相互间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然而，公孙瓒对待民族问题过于强硬的态度，只能使得少数民族的叛乱稍有好转，并不能完全根治东汉王朝北方的边患。丘力居等人继续骚扰青、徐、幽、冀四州，瓒率部征讨，但收效甚微。朝廷只得再度起用宗室名臣刘虞为幽州牧，虞为人品德高尚，上任后执行怀柔的民族政策，深得少数民族民众的爱戴，汉王朝北部边疆的民族关系趋于缓和。汉灵帝中平六年，张纯被其门客王政杀掉，并将首级送给刘虞。刘虞因安抚少数民族有功而被授予太尉之职，封为襄贲侯。不久，东汉中央政府又迁刘虞为大司马，公孙瓒为奋武将军，封为蓟侯。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黄巾军聚众攻打渤海（今河北南皮东北），欲与黑山军会合，公孙瓒率步骑两万人在东光南大破青州黄巾，斩首三万余，威名大震。此时，董卓已经挟献帝退入关中，袁绍还军延津，利用冀州牧韩馥恐惧公孙瓒的心理，便派遣说客高幹、荀谌游说韩馥，劝其让出冀州。韩馥迫于形势只得让出州牧一职；袁绍不费一兵一卒，代领冀州牧，送给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虚职，手下无兵无将，俨然成为了冀州的实际控制者。加上，之前公孙瓒曾派其弟公孙越领千余人助袁术抗袁绍，为流矢所中而死。公孙瓒以此二事迁怒袁绍，借此机会出兵驻扎在磐河（今河北境内）准备实施报复。袁绍在冀州立足未稳，故不愿与公孙瓒结成死敌，曾试图通过公孙瓒堂弟公孙范缓和与公孙瓒的矛盾，但没能成功。此时，公孙瓒又连破青州、徐州黄巾军，兵势日益强盛，率兵进驻界桥（故址在今河北威县境内），并且自己任命严纲为冀州州牧，田楷为青州州牧，单经为兖州（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州牧，配置郡首县令，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一路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