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曰：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三国志·周瑜传》 ）

　　“奇才”是陈寿在《三国志》里对周瑜的总结性评价。除此之外，陈寿还多次以“英隽异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韬略，万人之英”盛赞之。

　　后世论史者，亦多以三国第一军事战略家称之。赤壁之战后，周瑜曾向孙权建议出兵攻取蜀地，消灭张鲁，吞并刘璋，与曹操二分天下，然后选择天机，攻取襄阳，东西并进，一鼓而定天下的宏伟战略，体现了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可惜，周瑜在江陵进行军事准备时死于巴陵，时年三十六岁。东吴的王图霸业，随周瑜猝死化为泡影，自此从欲染指天下转为偏安一方。可见周瑜在三国历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人说，为人不能太完美，聪明就不要再帅气，帅气了就不要太有才华，有才华就不要文韬武略，文韬武略了就不要再人缘好，人缘好就不该再娶了好老婆，娶了好老婆就不要再身份显赫......如果都占了，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

　　为啥？天妒贤才，天妒完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周瑜要算是最被冤屈的人。1800年来，出现在史家和市井面前的周瑜形形色色，褒贬不一，与那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周瑜，愈行愈远。

　　史家：封建正统论的牺牲品

　　在《三国志》里，陈寿对于周瑜的评价是，政治上高瞻远瞩，忠心耿耿；军事上“胆略兼人”，智勇双全；人格修养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

　　作为在周瑜身后20年才出生的史家，陈寿对周瑜的功绩、威名与才干虽有多处记载，近乎完美，但负面评价也并非完全没有。

　　在《三国志·江表传》论及张昭功过时提及，孙权如果能听从张昭建议，归顺曹操，而没有被周瑜说服，那么就不会有天下三分的格局，盛世繁华的大一统局面就会来临。昭“虽无功於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  

　　这个论点，正好符合以曹魏为正统的史观。周瑜的赤壁之战，正是妨碍曹操一统天下的祸首。周瑜虽有功于孙氏，而有罪于天下也，言外之意，即周瑜要为天下战乱买单。

　　《三国志》里对于周瑜的评价总体还算公允，到了东晋，观念走到社会转折的十字路口，对周瑜的评价就变得微妙起来了。

　　任何一个统治者，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首先就要从理论上找到自己合法执政的支撑点，对于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也不例外。于是，他们便在正统论上大做文章。他们巧妙地选择了同样割据一方的蜀汉作为正统，那么，作为支撑孙吴政权与蜀汉分庭抗礼的脊梁——周瑜，自然就成了“跳梁小丑”。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此后数百年，蜀魏正统之争纷纷扬扬。正统之争开始成为三国历史最为重要的话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物评价开始逐渐变形。

　　还好的是，魏晋期间士大夫玄风吹拂，崇尚个性，因此在臧否人物上比较宽容和超然，很少将人分为善恶壁垒分明的两极，正统之争在这一时期并不完全对立。

　　到了唐朝，九州一统。历史再度变得微妙起来。

　　正统之争开始出现在文学上。首先是杜甫，因有感于安史之乱给国家、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渴望有个像诸葛一样的贤相名将出来统领大局，拨乱反正，所以，对蜀汉的诸葛亮极为推崇，对于这位忧国忧民的名相表现出了深深地同情。再就是杜牧，这位自命胸怀兵甲的风流才子在诗中不加掩饰地调侃周瑜，藐视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赫赫功勋。于是，历史在文学中开始出现偏差。

　　到了宋朝，治史之风大盛。但常常明是治史，实为思想政治观的较量，文人政客间的朋党之争更是惊心触目，三国正统之争自然不会排除在争斗之列。最终朱熹的理学占据了历史的上风，帝蜀寇魏、尊刘贬曹渐成定局。

　　于是，牵连于正统归属，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地位变得异常尴尬起来：帝魏者，为他击败曹操而恼怒；尊蜀汉正统者，则会借赤壁开怀曹操之败，但又不忿周瑜不肯归汉。

　　随后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论。虽然三国人物的善恶褒贬也有潮起潮落、数度浮沉，但对于周瑜的评价，总体还是肯定的，至少是他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

　　而周瑜形象的变形，到了民间文化里，却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市井：仁政爱民的天敌

　　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经彻底地扭曲了。

　　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了: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却又似乎人皆可败；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

　　史传文学中那个雅量高致、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贤嫉能的平庸之辈。

　　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在苏轼的小品《东坡志林》中，就曾对民间三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民间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尊刘”，拥“帝蜀”，而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周瑜，自然不会有好感。

　　宋元时期，是个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和门阀制度淡出的年代。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他们在经济上的力量也出现了质的飞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讲史，尤其是“说三分”之所以能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巩怕不仅在于它的娱乐性，更在于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从市民的角度和理解去看待三国历史，从而寄托了市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愿望。

　　因为在历史上，刘备从来都是执政爱民的代表。于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取向，拥刘而贬曹孙便逐渐在民间形成了大的潮流。不幸的是，周瑜却正是东吴集团中与刘备最为对立的人物之一。

　　这种受市民意识影响的创作倾向延续到元代的杂剧中便越发地明显了。

　　元代三国戏有40种，涉及到周瑜的有《隔江斗智》、《黄鹤楼》、《庞掠四都》以及《周公瑾得志取小乔》和《周瑜谒鲁肃》。

　　后两种完全是沦落于市井中的书会文人“借他人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让周瑜落魄为穷困书生，借他之口抒发出“穷书生半世干忙”的若闷傍徨，而又借他的否极泰来，飞黄腾达，寄托出仕和得遇明主的愿望。在这两部作品中，周瑜的才能修养倒是与史书颇为接近，“文武兼济”，“每回临阵，无不干功”，待人“用礼施谦让”，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与三国矛盾毫无瓜葛。

　　而在那些实质性展示三国矛盾的作品中，一旦触及孙刘，那么创作倾向则与《三分事略》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在戏里写得很突出，而周瑜永远是一个低层次的陪衬人物。

　　就这样，一个与雅文化系统中的褒扬文字形成鲜明对照的周瑜形象，于宋元之际，在强烈的市民意识的关照下诞生了，并随着戏曲的广为传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而之后，罗贯中的出现，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自相矛盾的演义标准上。

　　一方面，他肯定周瑜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

　　而另一面，当遇到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所谓“周瑜枉用千条计，输与南阳一卧龙”。在诸葛孔明面前，周瑜越发显得智术短浅，低能可笑而又妒才忌能。

　　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中仿佛达到了极点，这其中，正是作者无法处理亮瑜矛盾的无奈感叹。

　　而这个矛盾，竟然影响至今。当评书版的《三国演义》在80年代风靡大陆时，人们对于周瑜的偏见就再也抹不去了。

　　人常说，历史是今天的政治。周瑜的悲剧，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他成了封建正统论的牺牲品，同时，也成了后人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