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共有二十五子，长子曹昂在建安二年的宛城之战中遇害。环夫人所生邓哀王曹冲，曾为曹操看好，“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可惜在建安十三年获病，年仅十三岁而夭。（《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此后，有资格又有能力夺嗣而为太子者，只有曹丕、曹植兄弟二人。

　　曹操这个人，不管是“治世之能臣”，还是“乱世之奸雄”，在立嗣问题上，优柔寡断，久拖不决，酿成了曹丕、曹植兄弟之间的夺嗣之争，免不了地牵连了二人身边的好友和谋士。

　　曹植字子建，“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然而，为什么曹植最终没有被立为太子呢？主要是曹植这个人“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陈思王传》）

　　随着曹植之“宠日衰”，曹植身边这几个人难免要大祸临头。第一个就是杨修。“太祖既虑始终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三国志·陈思王传》）。据《典略》记载，建安二十四年秋，曹操以杨修“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杨修临死的时候，对故人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接下来是丁仪、丁廙二兄弟。丁仪字正礼，丁廙字敬礼，沛郡人也。其父丁冲，早就与曹操亲善，曹操迎献帝都许昌时，就任丁冲为司隶校尉。曹操没有因曹植而治罪丁氏兄弟，曹丕却不能饶过他们。据《魏略》记载，“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三国志·陈思王传》说：“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

　　公开与曹植交往、支持曹植的，要借故诛之，与曹植友善、暗中夸奖的也难逃劫难。最典型的要说南阳太守杨俊了。

　　杨俊字秀才，河内获嘉人也。受学陈留边让，让器异之。司马懿十六七岁时，与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太祖除俊曲梁长，入为丞相掾属，举茂才，安陵令，迁南阳太守。”曹丕继王位，随后称帝。散骑常侍王象上书推荐：“伏见南阳太守杨俊，秉纯粹之茂质，履忠肃之弘量，体仁足以育物，笃实足以动众，克长后进，惠训不倦，外宽内直，仁而有断。”就是这样一位太守，曹丕也不能放过。“黄初三年，车驾至宛，以市不丰，发怒收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世语》记述这件事时，是这样的说的：“车驾南巡，未到宛，有诏百宫不得干予郡县。及车驾到，而宛令不解诏旨，闭市门。帝闻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杨俊。”不论怎么说，杨俊之罪不致死。司马懿、王象诸人叩头流血为杨俊说情，也是只知当时表面之一，不知此前背后之二。《三国志·杨俊传》说：“初，临菑侯（曹植）与俊善，太祖适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菑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菑犹美，文帝常以恨之。”与曹植友善，在曹操密访时说曹植的好话，这才是曹丕杀杨俊的根本原因。至于找个什么借口、抓个什么罪过，那只不过是随机而定而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自“夏传子，家天下”始，直到漫长的君主专制时期，历代王朝更替，差不多都是在连年征战、烽火连天，尸横遍野、生灵涂炭的基础上完成的。就是在一姓天下选太子定继承人的过程中，大多也充满了阴谋与险恶，只要是诸子当中有人有条件去竞争为嗣，免不了地牵扯后宫和朝廷重臣，形成各自的势力，展开公开或隐蔽的争斗。那种情况之下，几乎没有什么兄弟手足之情可言，实际上是一场“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你荣我辱，你死我活”的争夺战。曹丕称帝后逼曹植作出了《七步诗》就是一个证明。此后，直到明帝曹叡时，对曹植的封号一贬再贬，对曹植的封地一迁再迁，“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再加上情场的失意给他留下的无限惆怅，使好端端的一个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建安才子，竟“怅然绝望”，“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三国志·陈思王传》）那篇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洛神赋》也只能留给后人们吟咏传唱了。哀莫大于心死。曹植的心在失去太子之望的时候，就开始枯萎了。杨修、丁氏兄弟、杨俊等人是太子之争的牺牲品，实际上曹植自己也同样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曹丕、曹植夺嗣这场历史剧，可以清楚地看到，曹丕一个人喜剧的登台，就是曹植一个人悲剧的开场。当然，他们俩身后都还各有一帮支持者。

　　可见，君主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充满了血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