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卷30《东夷·倭人传》记载，三国时期（日本正处于战国时期）的邪马台女王国与曹魏政权外交活动频繁，曾两次派使节漂洋过海来洛阳朝贺（魏景初三年和正始八年各一次），三次“奉贡”，甚至与邻国发生战争，也要向曹魏朝廷通报战况（造使诣带方郡太守述说相攻击状），显得很是友好与互信。

　　邪马台国，位于今日本本州近畿一带，下辖三十余个小王国。从数量上看，在日本本岛绝对算大国，似乎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还要霸气，但这些小王国估计只是一些部落或者相当于村寨大小的割据体，加在一块儿也不见得有多大。尽管如此，在当时日本极其蛮荒落后的历史条件下，要让这些“小伙伴”乖乖地服从统治，还是很不容易的，何况统治他们的还是一个女王。

　　这位女王叫卑弥呼（名字有些古怪），陈寿对她的描述是这样的：“（女王）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赵炎掩卷沉思良久，不由感叹：武则天、慈禧等铁腕女性，也不过如此耳。这位女王不简单！

　　所谓“事鬼道，能惑众”，即喜欢装神弄鬼，以实现迷惑和役使老百姓的统治目的，和武则天的“上玄降鉴”、“天道下济高明”等宣传伎俩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神灵附体，天命所归等等，是野心家、政治家常玩的愚民把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卑弥呼女王也深谙此道。

　　作为一个“年已长大”的中老年寡居女性，她还天才般的发明了“垂帘听政”，让他弟弟在前面帮着治理国家（佐治国）。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与弟弟结成政治同盟，大大增强了家族统治力量，不至于因势单力孤被人欺负；二是使得自己的女王形象更加具有神秘色彩（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领导人一般都这德行，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在古代，日本和中国一样，神秘即代表权威；三是为自己在政治上换取了较大的回旋余地，有事弟弟先对付一阵，弟弟不行了，姐姐再上。

　　老实说，这种领导智慧在现代属小儿科，可是在一千多年前，则是一种“王道”，是中国儒家治国理政的大学问。日本当时应该没有这样的理论，女王的质朴实践尤其显得了不起。

　　如果女王接触到了这样的理论，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与曹魏的交往中跟使节学会的，她是一个善于学习中国文化的女王。比如，她初次遣使诣魏，只凭口头翻译，未见有书面奏疏。“及与魏通使后，乃能利用汉人汉字，上表谢恩。”可见她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的巨大进步。

　　卑弥呼女王为政低调，为人谨慎，这在战乱频仍的时代，可有效规避舆论攻击、树敌和预防暗杀。

　　她在与曹魏政权的交往中，初次进献的贡物十分简单，仅有“生口（少男少女）各数人及班布二匹二丈”，少得可怜。说明她不过是想试探一下曹魏对其态度，进贡是象征性的，表面上不卑不亢，内心里显得很惧怕。当曹魏“嘉其踰远渡海，乃厚加封赏”之后，她放心了，第二次进贡已有“倭锦、丹木”等珍贵物品，第三次还有了“孔青大句珠、异文杂锦”等稀罕之物。

　　卑弥呼女王平素不去民间微服私访或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这样就避免了与被统治者直接发生矛盾与冲突的机会，反对派连她的面也见不着，还如何搞暗杀？

　　另外，服侍她的人，清一色都是女婢，只有一个送饭的是男人，还不能随便进出，召之方能来，挥之才可去（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关于这一点，赵炎始终觉得很奇怪，那个时候的日本，还没有出现中国儒家伦理规范的条条框框，卑弥呼女王怕什么？如果不是怕闹出绯闻，单是预防暗杀和谨慎似乎难以解释全面。

　　卑弥呼女王也有其铁腕的一面。她的属国中有一个叫狗奴国的男国王卑弥弓呼（名字很相似，应为同族）经常跟她叫板，挑战她的权威。曹魏正始八年，卑弥呼女王对狗奴国毫不客气的采取了军事打击，用刀剑弓矢狠狠教训了那位不听话的家伙。再看她的住所警卫情况，“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可谓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撼富士山易，撼卑弥呼女王难”，大概是当时许多日本诸侯的心里话。

　　毋庸置疑的是，卑弥呼女王在该国享有着“崇高”的威望。曹魏少帝正始九年（248年），“卑弥呼去世，倭国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死者千余人，于是复立卑弥呼十三岁的宗女壹与为王，国中始定。”你看，老女王死了，余威还在，那些“小伙伴”早已习惯做女王的臣子了，换个男国王还不干。啥叫厉害角色？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