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法治”与“人治”始终是一对矛盾。同是出于维护封建政权，儒家系统强调的是人治，法家系统强调的是法治。

　　所谓人治，并不是不讲原则，儒家所主张的“道”，就是他们所理想的社会原则，《论语》中提出“守死善道”，荀子则明确地说过“从道不从君”“从道不从父”。但他们立足于宗法血缘关系，又主张“尊尊”“亲亲”，所谓“尊尊”“亲亲”就是讲“情”。所以当“情”与“法”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只有让“法”屈从于“情”，孔子就明确地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所谓“隐”，就是包庇。因此，在整个封建时代，殉情枉法是自然而普遍的现象，让国家的法规很多时候成了一纸空文。

　　所谓“法治”，核心的特点就是排斥“情”的干扰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法家是如此主张，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也曾极其明确地强调：法律“是全没有感情的”。但是完全地抛弃“情”，又是违背人类天性的，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舆论上，法家并不怎么受欢迎，连司马迁也批评他们“刻薄寡恩”。

　　比较来看，无论是过于“人治”，还是过于“法治”，对于整个国家的长久稳定都不是好事，但是其中的“度”，千百年来很少有人能够把握，就像在两个鸡蛋上跳舞，踩碎哪个都会引发严重地后果。而诸葛亮治国思想中最大的特点，恰恰是做到了既严于法，又重于情。

　　作为具有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诸葛亮，在东汉末年军阀混乱，诸侯争立的时代，在他跟随先主刘备辗转创业和托孤辅政的20余年治理蜀汉的政治和军旅生涯中，形成“德主刑辅”为主，仁政与法治并举，恩德与威严兼用的以正统儒家思想为核心、法家思想为手段的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内儒外法、厉行法治、适势定法、并存刚柔、执法严明、宽严有度、刑不择贵等方面的立法精神及执法准则，既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法治思想的明显标志。

　　危急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虽然诸葛亮在刘备集团很早就居于高位，但真正掌握大权，成为实质上的“一把手”是在刘备去世之后。

　　夷陵之战后，蜀汉内外交困，形势愈加危急。曹魏从北方窥视，欲乘蜀之新败加以攻灭；孙吴扼守荆州，使诸葛亮不能东向。以匡扶汉室旗号起家的蜀汉苟安一方，进退两难。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错综复杂，特别是益州旧地势力待机而行，树欲静而风不止，领受先主遗诏的诸葛亮十分清楚当时的局势。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看，推行法治、增强国力、巩固政权已成为蜀政的迫切要求，诸葛亮这时总揆百官、独担大任所面临的任务就十分艰巨。同时也应看到，正是因为局势的危殆，修明政治的难为，方显出诸葛亮的英雄本色，其封建法治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可贵的亮点。

　　建国之初，诸葛亮受刘备之命，会同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共造《蜀科》，开始了立法工作。由于文献无征，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蜀科》的具体内容。不过，有学者利用其他材料进行了推测，我们可以据此窥知《蜀科》的大略情况与诸葛亮的思想相一致。同时，诸葛亮还曾作“八务、七诫、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

　　治军方面， 则在《武侯兵法》中立有轻、慢、盗、欺、背、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