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与“董卓之乱”彻底动摇了王朝的统治根基，使得皇权沦丧、威信尽失，在中央，董卓及其部属独断专权，肆意废立，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在地方，伴随着君权的衰弱，各地方势力摆脱了中央的控制，肆意发展自身的势力，并在袁绍的倡导下，迅速组织起了以地方势力为主导的“讨董联盟”。在中国南方，袁绍的兄弟袁术趁势也加入了讨董的行列，凭借着家门“四世三公”的声望招兵买马，迅速形成了自己的队伍，包括人称“江东猛虎”的长沙太守孙坚也被其招致麾下。

　　据《三国志•孙破虏传》所述，孙坚“容貌不见，性阔达，好奇节”，是春秋大军事家孙武的后裔，早年因剿杀海盗而赢得官府的赏识，被选拔为军官。从戎之后，孙坚多次成功地平定了地方叛乱，并跟随名将朱隽征讨黄巾军，立下很多战功，被东汉朝廷封为长沙太守、乌程侯。孙坚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其军事才能在“讨董联盟”中算得上是首屈一指，连董卓也要惧其三分，自长沙起兵北上，未曾与董卓交战，就先后斩杀了荆州刺史王睿和南阳太守张咨，不但帮助袁术稳稳当当地占据了荆州最靠北的南阳郡，而且几乎将身后整个荆州都划入其势力范围。因此，袁术心中欢喜，择机上表，举荐孙坚为豫州刺史。孙坚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其他诸侯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逼走董卓，一路杀进洛阳。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坚得到了汉王朝的传国玉玺，据说是当年张让等作乱，劫持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人投到井中的。此后，孙坚整饬部队，修复被董卓挖掘的汉室陵墓，引兵回次鲁阳。由于山东诸侯间各自出于私利、并无实意勤王，“反董联盟”不久后就瓦解了。随着各自势力的扩张，袁术与刘表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初平二年（191年），袁术派孙坚征讨荆州，攻打刘表。刘表则遣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迎战。兵锋交合，孙坚大败黄祖，乘胜追击，渡过汉水，包围襄阳。刘表闭门不战，派黄祖乘夜出城调集兵士。黄祖带兵归来，孙坚复与大战。黄祖败走，逃到岘山之中，孙坚轻兵追击。黄祖部将从竹林间发射暗箭，孙坚中箭身死，英雄英年早逝，着实让人可惜。

　　孙坚遗有五子，孙坚战死时，长子孙策年仅十七，他将孙坚的灵柩运回，并葬于曲阿县（今江苏丹阳县）。事毕，孙策渡江，居留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结纳豪俊之士，待养成羽翼，为父报仇。孙策的为人开朗、直率、大度，善于听取部属的意见，很会用人，说话又有幽默感，故而赢得了士人、百姓的拥戴，士民都乐于为其效命。孙策年龄稍长后，就前往寿春向袁术借兵为父报仇，袁术聆其语言，察其举止，知道其大有过人之处。几经周折，袁术才将孙坚旧部一千多人交还孙策统领。从此，孙策渐渐流露出英雄本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三国志•孙讨逆传》记载，袁术见孙策少年英雄，常叹息说：“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

　　袁术为人反复，往往言而无信，孙策怀恨在心，与其关系逐渐疏远。后来，丹阳尉朱治（曾任孙坚的校尉）见袁术政德不立、骄奢荒淫，就劝孙策趁机收取江东诸郡、自立门户。于是，孙策进见袁术，表明要征伐江东，他日可作为袁术的羽翼。袁术知道孙策已对自己产生不满、不愿再留，但其认为，刘繇占据曲阿，王朗占据会稽，孙策未必能有什么作为，就做了个顺水人情，答应了孙策的请求，并表奏朝廷任命孙策为折冲校尉。孙策遂率父亲旧部和数百门客东进。一路上，不断有人来投，孙策的队伍不断扩大，周瑜等人也带来粮草作为资助。之后，孙策挥师渡江，连续出击，“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经过数年的努力，这位少年英雄终于击败了刘繇、王朗、严白虎等江东割据势力，平定了江南地区。曹操闻得此事，叹息道：“猘儿难与争锋也！”，遂将从弟曹仁的女儿许配孙策的弟弟孙匡，又让儿子曹彰娶了孙贲的女儿，借此拉拢孙策。

　　然而，天妒英才，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孙策轻装简从、出外打猎。期间，遭到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伏击，面颊中箭、创痛甚剧，自知不久于人世，便请来张昭等人，将其弟孙权立为江东之主，随后病逝，时年二十六岁。

　《三国志》评论：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其修复汉帝陵之举，足见其忠义之心，出身行伍，却与董卓、公孙瓒等军阀迥然不同；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仅用了几年的时间，便开拓出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六郡之地，招揽了周瑜、太史慈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为日后东吴开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孙坚、孙策这对父子确实是难得的人物、盖世的英杰，同时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以至于英年早逝、壮志难酬。这就是“自恃其勇、轻身犯险”。苏轼在《留侯论》中讲：“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也就是说，有志向的人，确实需要勇气和牺牲，而这种“舍身忘死”的精神应该用在刀刃上，平素间则必须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作为豪杰，须重其身，对于君主，更是如此。《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司马谈在谈及道家哲学时，讲到道家“君人南面之术”的根本就在于“重身”，手段则是“无为”，强调“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讬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即君主必须将自身的安危放到“关乎国家兴衰、社稷存亡”的高度上加以重视，“君体欠佳、君位不稳”又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动荡就是鲜明的一例。东汉王朝，自中期的和帝起，皇帝多数夭折，继任者又多在幼年，根本没有实际执政的能力，只得依靠自己的母后临朝摄政、总揽全局。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摄政的太后不遗余力地扶植自己的父兄及其党羽，也就形成我们后世所说的“外戚势力”。另一方面，皇帝自幼长于深宫，势单力孤，生活起居均由宦官照管，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人莫过于宦官。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其本该拥有的政治权力，解除外戚的威胁，自然而然地就会依靠自小为伴、关系密切的宦官群体，这也就是“宦官势力”形成的起因。加之，原有的士族势力（即官僚、儒生集团），此三者共同成为主导东汉中后期政治走向的三大势力集群。由于汉帝在位时间很短，伴随着君位的更迭，外戚、宦官和士族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政治斗争日趋频繁、不断升级，时而兵戎相见，最终导致了“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与“董卓之乱”这三场大变乱，致使长达四百余年的刘汉政权土崩瓦解。因此，在一个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君主作为国家政治军事体制的核心，其才能的高低与健康的好坏不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关乎着社稷气运、王朝兴衰的首要命题。

　　孙坚与孙策父子虽然文武双全、才智过人，但是性格过于“轻浮草率”，缺乏“隐忍持重”的君主气质，故终其一生也只能够成为一代名将、一方诸侯。经过风雨洗礼后的东吴六郡还要静静地等待，等待着它真正主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