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与仕是相对而言的，有入仕就有退隐。隐是指有条件为官从事主观上不愿入仕。隐士与官司僚同出有知识、掌握技能之“士”的阶层。困而隐士与官僚是进退不同，行退各异的孪生兄弟，其历史与官僚一样久远。可以说有了官僚就有了隐士。像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就有巢父，许由，王倪等著名隐士。

　　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以官场作为隐身场所的隐士，这种人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对国家大事不表态，不关心，这种在秦汉时代会被骂为“尸位素餐”的行为，在魏晋及以后的特定年代，不仅不受斥责，反而被认为是一种清高，而那些操劳国家大事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庸俗。他们声称自己是隐士，并说隐于山林的是小隐，因为他们经受不住红尘的诱惑所以才躲到了山林岩穴之间；而能于庙堂之上的才算是大隐，因为他们内心得好，不怕任何外界的干扰与诱惑。

　　阮藉（公元210－263），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竹林七贤之一。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丞相府僚属，擅长军书檄文和乐府歌辞。曹操还称他：“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但阮瑀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去世，阮藉仅三岁便成了孤儿。他是寡母养大的，对母亲感情至为淳厚。母亲去世时，他大哭吐血；灵枢下葬时，他只是说：“完了，完了”，又大哭吐血，“毁瘩骨立”，极为悲哀。史称他性至孝。

　　陈留阮氏是曹魏新兴贵族。阮藉早孤，家境不富裕，但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相貌出众，又勤奋好学。读起书来，倔关门在家，几个月也不出来活动；出门游玩，他喜欢独自登山临水，一天到晚不知回家。他兴趣广泛，什么书都读，“少年二四五，志尚好＜<诗>><<书>>”。也爱读＜＜老子＞＞＜＜庄子＞＞；什么技艺都学，并能长啸，善弹琴，还愛喝酒。每当学有所得，心有所悟，倔会高兴得忘了自己。这类表现，使他引人注意，觉得他有志气，多才艺，但是认为他独来独往，任性不羁，傲世不懂事，说他“痴”。然而当他的族兄阮文业指出，阮藉不痴，而是“异”，有不平常的才学，并说他比自己强，之后人们发现他越来越异，越来越摸不透他，因为他常常说话玄虚，不着边际，而且喜怒不形于色，显得老成，城府颇深。

　　魏文帝黄初年间，阮籍十几岁时，曾随叔父逛关东。至兖州时，刺史王昶是个大名士，听说阮藉博学多才，请来相见，面谈一天，始终没有听到阮籍说一句正经话，使这位很有见识的大名士，只得承认：摸不透倔，评价不了。当时，选举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士人入仕必须获得士族名流吹嘘，以求品评上等高第，由朝廷和官府征召做官。在世士看来，倘能取得王昶一句半句奖誉，正求之不得。而阮籍却不扬才露己，不争取奖誉岂非太痴。不过，连王也承认摸不透，这便证明阮籍确乎奇异。所以，说他痴，说他异，说他不摸不透，其实都是着眼于世俗荣禄，看他能不能做官腾达。而他异乎世俗之常，却就在不做官，不肯做官。

　　阮籍生于曹操基本统一北方的年头，长于魏文帝，明帝朝三国鼎立相对稳定的时代。天下尚不统一，战争并未停歇，思想比较活跃。士族迅速得势，青年阮籍有过济世的雄心壮志。

　　但当阮籍走进社会、接触政治时，他痛心地看到。曹魏集团骄奢浮华，以致“战士食糟糠，贤者处嵩莱”；敏锐地觉察以司马懿为代表的老门阀士族集团的阴险，高唱礼法，老谋深算，逐渐控制军政实权。因而他虽出身于新兴士族，却对曹魏统治不抱希望，不想做官；但更不肯依附司马氏集团。他感到在这腐败险恶的官场里，自己无路可走。有时，他“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这个时世没有他实现壮志的道路，他也鄙视当时的名士显达。

　　阮籍三十三岁才出仕。魏正始三年（242年），曹魏老臣蒋济为太尉，开府征召幕僚，头一个就是阮籍，还担心请不来，可见此前阮籍曾辞谢征辟。不料阮籍这回亲自给蒋济送来一封委婉谢绝的奏记。大概在蒋济看来，婉辞就是半推半就，亲自来送就更意味着阮籍等着挽留，因而很高兴地派人迎接。岂知阮籍送上奏记就回家了。蒋济大为恼火，吓坏了阮籍的亲友，纷纷劝他就职。阮籍这才不得以地出仕，当蒋济的僚吏，但不久便托病辞职。之后，又曾经做了短期尚书郎。正始九年（248年）曹爽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斗争激烈。司马懿假装老病垂危，曹爽以为从此独揽大权，气势极盛，广招名士，请阮籍当参军。这回，阮籍托病谢绝，真的归田屏居，坚决不接受。一看后，曹爽集团更被司马懿阴谋诛灭，一网打尽。于是人们佩服阮籍大有远见，他的名望因而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