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掌握曹魏政权，立即请阮籍入朝为从事中郎。这时阮籍已届四十不惑之年。他眼见司马懿排斥异己，杀害名士，残酷无情，于是从来不肯做官的阮籍低头就范，并从此留在官场。司马懿死后，他直接当了司马眧的从事中郎还封了关内候，升了散骑常侍。其间，他请求也任东平相及步兵校尉，所以史称阮步兵。阮籍不仅做了司马氏的官，而且凡司马府上宴集，他不请必到，到必痛快吃喝。他不做曹魏的官，是料定曹爽集团必败，而司马氏一篡权，他就出仕，并且不致仕。岂非太明显的怕硬怕死，殊无士节，更有点势利了吗？后人多有评他为势利小人。但这是过分的苛求。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很理解阮籍，认为他是位贤者，“口不论人过”，“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只是喝酒太过分。他说，阮籍“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赖大将军保持之耳。”清楚说明，阮籍是司马氏党羽即那些伪君子的对头，并非同类。只是为了避免伪君子们阴险加害，他借助司马氏来保护自己。这确属于独善其身之一法，然而也是弱者全身的一条夹缝。其实，这条路是后来王维，白居易等许多正直而软弱的士大夫都走过的，这就是仕而隐，隐于朝。

　　阮籍做了司马父子两代文官僚属，既要借以保护自己，又要保持节操，言行必须十分谨慎。他曾在文章中说过，“一日复一日，一夕复一夕。颜色改乎常，精神日消损”，“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司马父子也很了解他，司马昭便说他“至慎”。他们既要利用阮籍的名望和文才，又把握了他的软弱，所以乐得保护，显得器重，博得爱才和宽窄的美誉，有得于自己篡权。司马懿曾想与阮籍结为亲家，阮籍昏醉了六十天，借醉表明态度，拖了过去，司马懿也不再强求。
　　
　　司马昭要进爵晋王，加九锡之礼，口头上一再推辞，百官一再劝进，让阮籍写劝进表章。他也借醉拖着，等到使者来取表章，把他叫醒，他才写了一篇文辞清丽的空话，敷衍了事，司马昭并不加罪。阮籍守母丧时期，司马昭请他赴宴。宴席上，礼法名流何曾斥骂阮籍服丧大吃大喝，破坏司马昭以孝治天下的法制，要司马昭惩处他。他照吃照喝，不予理睬，倒使司马昭难堪，替他解围，说他守孝悲哀，身体虚弱，应该补养。大概被礼法之士纠缠不休，他请求到东平为相。这是个穷僻小地方，他骑驴赴任，天任就把衙门官署的围墙拆掉，使之“内外相望”，颁布了几条简单明了的法令，十天就返京了。他写了篇《东平赋》，表明本意只是想过几天清闲的日子，并不真想做官。他又听说步兵营厨师善酿酒，而且贮藏了三百坛好酒，就求去当步兵校尉。可见他对当司马氏的官司，并不是真心效劳，而是借以全身，实则以仕为隐。他对付办法就是醉酒和躲避，还有狂诞。抛却隐与仕的对立统一不说，单就竹林七贤所标榜的隐于朝来说，所谓隐于朝是魏晋时期及其以后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嵇康（公元223－226年），原姓奚，字叔夜，竹林七贤之一，

　　祖藉会稽。后迁徒至谯国銍县。銍县有嵇山，奚氏世代住于山侧，后遂指山为姓，改为嵇姓。

　　嵇康的父亲嵇昭担任地曹魏督军粮治书侍御史之职。昭有二子，长子名喜，次子即康。嵇康出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但他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母亲哥哥的抚育下长大成人。

　　少年时代的嵇康，天资聪颖，颇有俊才。但由于严父早逝，无人管束，加上母兄骄惯，有慈无威，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桀傲不驯、尚奇任侠的性格。他常常以清高脱俗自居，旷迈不群，傲然自纵，在乡里不修声誉。又“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通过自学和博览群书，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到齐王芳正始初年（241年），嵇康已步入青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