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倒是一个善于汲取前人经验的皇帝。他15岁即皇帝位后，鉴于他前面的那位仁兄正德皇帝30岁就驾崩而去，于是在他的帝位稳固之后，便崇尚起道教来。他召方士陶地元节入宫，建醮、练丹，以图消除灾异、延年益寿甚或不老成仙。或许是方士的道术遇上了好的机缘，世宗祷雪而雪果然降临，祈嗣而儿子又生；这样的话，世宗便对方术深信不疑了。
　　他越陷越深。到了他当了十几年皇帝，年龄才三十露头时，竟然想让太子监国，自己躲到西苑一心修醮去了。要知道，太子此时才4岁，懂得什么是监国呢？世宗把这意见在朝堂在对众大臣说出后，竟然没有一个出面反对的。
　　这个时候，太仆卿杨最心里很不赞成皇帝的想法。他想皇上你也太荒唐了吧，太子还是一个娃娃，怎么能监得了国呢？你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什么不专心朝政，而去搞什么修醮、成仙的虚幻之事呢？你刚从安陆往北京来做皇帝时，臣子们对你是寄予重望的，大家都夸首辅杨廷和办了一件大好事，迎来了一个贤主。可是，你还没进北京城，就与臣子们对抗起来。臣子们让你由东安门进城，你却坚持由大明门进来，直接进入文华殿受贺，即皇帝位。后来，又因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把杨廷和免官，把在左顺门大哭的官员打死的打死、贬官的贬官。看来，你是一个十分自私而又专横的皇帝。别的臣子不敢向你进言，我敢。因为我如果不直言，便是做臣子的不忠。于是，杨最在退朝回家后，略略思考了一会，便抻纸研墨，草写了一篇疏文，道是：“臣入朝时，闻圣谕由东宫监国，暂得静修，此不过信方士之言，为调摄计耳。夫尧舜性之，汤武身之，非不知修养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学，岂尧舜之世无仙人？尧舜之智不知学哉？孔子谓老子犹龙，龙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为仙，不可学也，不可学岂易得哉？
臣闻皇上之谕，始则惊而骇，继则感而悲，犬马之诚，惟望陛下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阳，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寿而自寿。若夫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幸陛下慎之！”
　　世宗皇帝接到杨最的疏文，草草读了一遍，便恼怒了。他把疏文往地上一掷，气得呼吸都急促了。疏文当中的“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让他的脸色变红了。他觉得他的最为隐秘的事情让杨最猜测到了。原来世宗不但企望长生，而且沉溺声色。而方士们呢，在给他进献的药物之中，有催情的成分在里面。这样，世宗便能恣意欢乐了。这样的事情，世宗是不喜欢臣子们议论的。并且，杨最的疏文里，明明就有“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阳”的话。让皇帝“不迩声色”，说明皇帝正在迩声色，这是很明显的。这样，世宗就发火了。他立即下诏，把杨最逮捕、下狱，让镇抚司拷打、询问。
明代的镇抚司，是隶属于锦衣卫的权力机构。负责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不受三法司管辖，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且，镇抚司还有专门的监狱，名为“诏狱”。这样，皇帝一旦对谁不满了，就可以直接进行惩罚。
杨最被弄到诏狱之中，受到严刑拷打。一边打，狱卒们一边审问：“为什么对皇上不忠，为什么阻止皇上修醮、练丹？你不希望皇上长生不老吗？你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皇上呢？你是一个好臣子吗？”
　　对这样的质问，杨最自然要回答了。他说：“正因为我对皇上忠诚，我才对皇上说真话。从来真话好听的不多，忠言逆耳嘛。皇上怀疑我对他不忠，是没有根据的。”
　　狱卒对杨最的回答不满意，于是就更加用力地痛打。
　　杨最的体质较弱，不抗打。打来打去，杨最被打死了。
　　杨最的妻子儿女悲痛万分，但在皇帝的淫威下，只好默默地把杨最的尸体运回家，入土安葬。直到隆庆元年，才赠杨最为右副都御史，谥忠节。
　　这样的事情，类似于文革当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到了1980年又恢复职务，举行追悼会之类。太阳之下本没有新事，古与今自然不能断然分开。
　　世宗知道杨最被打死的消息后，心里也有一丝内疚产生。但是，这心理极快地就消失了。要知道，他可是一个残忍的皇帝。他刚刚当上皇帝时，因为大臣们反对他过于尊崇亲生父母，在左顺门撼门大哭。他就下令把这些臣子抓起来，杖打；因杖打而死的人有十几个之多。但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巩固皇帝的地位，只能牺牲臣子的性命了。
而杨最之死，也是这样的：朕希望长生，起码希望寿命长久，你阻止，你就必须死。
虽然世宗是这样残忍的心态，但太子毕竟是年龄太小了，当不起监国重任。这样的话，世宗便把太子监国的事丢开了。他必须一边修仙讲道，一边处理朝廷政务。
　　杨最的一纸疏文，虽然把命搭上了，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世宗荒唐行动，也算是没有白写吧。主要的还是，他上疏的无畏行动，是对后人的一种激励。
　　杨最是一个极有生活趣味的人，他是四川射洪县人。他在云南做官时，从曲靖县带回一块臭石，放置在金华镇江西街一个院子里。此石形如人脑，表面微光，色呈灰黑，高一米有二。若以铁器敲击，便有臭气放出。清代袁霖有一首《臭石歌》，云：“敲石得乐声，煮石得其味，哪见击石出臭气？不信将石砥，臭即随手起，遗臭千年存，谁知石端委？”就是吟诵此石的。
杨最的父亲为京都御史杨澄。杨最出生于涪水之滨的金华山下。他自幼好学，于正德12年考中进士。杨最终生，时时感奋，以故乡前贤陈子昂（陈子昂在右拾遗任上，直言敢谏。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常不被采纳。并且，一度因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作为立身行事的楷模。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其实，胸有节操者的孤独是相同的。这，便能前见古人、后见来者。杨最之类人的举动，是代不乏人的。这是杨最之幸，同时又是国家民族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