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３１《明史立传多存大体》，有这样一段话：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然解缙疏有刘基、徐达见忌之语（《缙传》），李仕鲁亦谓，徐达、刘基之见猜，几等于萧何、韩信（《仕鲁传》）。此二疏系奏帝御览，必系当日实情，则帝于达、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达、基二传则帝始终恩礼，毫无纤芥，盖就大段言之，而平时偶有嫌猜之处，固可略而不论。且其时功臣多不保全，如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故不复著微词也。

　　这段文字有几个明显的错误。刘基、徐达之见忌，不见于《解缙传》所录之疏文，徐达、刘基之见猜，非出自李仕鲁之疏，实出自陈汶辉之疏，而载于《李仕鲁传》中。说朱元璋赐徐达食蒸鹅，也不见于王文禄的《龙兴慈记》，而徐祯卿《翦胜野闻》却说徐达病疽稍愈后，朱元璋“忽赐膳”，梁亿《皇明传信录》又说是朱元璋赐食，“有马肉焉”，徐达食后背疽复发而死。不过，赵翼认为刘基、徐达虽然受到朱元璋的猜忌，但朱元璋并未对他们下过毒手，说所谓赐食蒸鹅实属“传闻无稽之谈”，“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徐达是获终天年，而不是被朱元璋毒死的。不料，《廿二史札记》所谓朱元璋赐徐达食蒸鹅之说，竟被后世的明史著作和朱元璋传记争相引用，几成不刊之论，这大概是赵翼始料不及的。

　　《廿二史札记》卷３２《明初文字之祸》，还辑录《朝野异闻录》及黄溥《闲中古今录》所载因表笺文字诖误而被杀的传闻，陈述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案。《朝野异闻录》今已不存，《闲中古今录》今存摘录抄本，未见有赵翼所引之资料。不过，赵翼引用的这些传闻故事，在《翦胜野闻》《皇明传信录》、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邓球《皇明咏化类编》、王世贞《弇州史料》、黄景昉《国史唯疑》与佚名编辑的《九朝谈纂》诸书中都可找到，可见其流传甚广，是有所依据的。对赐徐达食蒸鹅之传闻，赵翼斥之为“无稽之谈”，但对这些文字狱案的传闻未作此种指斥。后来的许多明史著作和朱元璋传记，无不作为信史加以征引，借以批判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

　　那么，赵翼征引的这些文字狱案的传闻是否可信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有港台及海外学者著文进行辨析，提出质疑。上世纪七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先生又先后发表《徐一夔刑死辩诬兼论洪武文字狱案》（《史林漫识》，第２５７～２７５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第４１８～４５０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两篇长文，进行细致的考辨。他指出，这些传闻皆出自弘治至万历间的野史稗乘，而不见于官修史书的记载，其间抵牾百出，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如赵翼述及文字狱案的起源，本于《闲中古今录》。今存《闲中古今录摘抄》载：

　　蒋清高，象山人，元末遗儒也。内附后仕本县教谕，罹表笺祸。赴京师，斩于市。斯祸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十七年）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诸勋进曰：“是，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张士诚），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根据这则文字的记载，所谓表笺之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但从洪武六年起，朱元璋即数次颁布表笺格式及字讳回避事例，起草表笺的学官是不可能罔无所知或故意触犯禁忌的，而查《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八年到三十年，朝鲜贡使柳昫、郑道传等因违反表笺成式，都只受到责罚，并未被处极刑。而蒋清高本人，据民国《象山县志》卷２３《蒋清高传》所录的蒋氏谱牒，系于洪武九年卒于本县儒学教谕的任所，亦非于洪武十七年被斩于京师，可知其死与所谓表笺诖误实不相涉。

　　至于说朱元璋因武臣引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而兴表笺之狱，更不可信。孟子原句应读作“士，诚小人也。”武臣读作“士诚小人也”，显然是割裂原文，断章取义。而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已年逾五十，不仅熟习经史，而且擅长文字，亲自批答奏章，撰写诗文，绝不可能为武臣故作曲说的小伎俩所蒙骗而大兴表笺之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