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赵翼引《闲中古今录》之记载称，洪武年间徐一夔任杭州府学教授，尝作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但据光绪年间丁丙编校《始丰稿》跋中的考证，徐一夔实际死于建文初年，并非为朱元璋所杀。徐一夔晚年撰写的《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称齐公庄卿“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戊寅，以明年 葬”。

　　至元丁卯为四年，洪武戊寅为三十一年，明年即建文元年。此墓志铭的撰写，亦作为徐一夔至建文初年始卒的有力旁证。赵翼又引《闲中古今录》的记载称，高僧来复作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朱元璋阅后大为恼火，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但据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及释元贤《继灯录》的记载，来复是在洪武二十四年涉嫌胡惟庸党案被杀的，而非触犯文字禁忌而被杀。

　　后来，王春瑜先生还撰有《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一文（《明清史散论》，第１８５～１９０页，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６年版），考订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明初二高僧史迹之谬误。郎瑛《七修类稿》卷３４载谓，四明高僧守仁、德祥分别以《题翡翠》《夏日西园》的诗作而遭朱元璋忌恨，“皆罪之而不善终”。王先生指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明确记载，这两位高僧都和朱元璋有着良好的关系。

　　守仁在洪武十五年应召出任僧录司右讲经，三考升为右善世。其母逝世时，奉旨奔丧，特赐镪装殓。洪武二十年又受命主持天禧寺，最后示寂于寺，善终天年。德祥也曾“应召浮屠”，十年之间三上京华，与缙绅往来频繁。他一直活到永乐中，最后“谈笑而逝”，亦得善终。《七修类稿》说两位高僧皆“不善终”，是无稽之谈。

　　陈、王两位先生还指出，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虽极垂意史事，设有记注官并开局修史，纂成《元史》、日历及其他政书，但独缺起居注一类记录。朱元璋为加强专制主义集权，又大兴狱案，厉行文化专制，私家著述不仅数量很少，而且讳言国初史事。明太祖实录经建文、永乐两朝三次修纂，又多回避、窜改之处。

　　这一切，便导致了明初史事的诸多缺略与模糊不清。到了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的松弛，逐渐兴起反君权的思潮。此时的朱元璋，按“新鬼大，故鬼小”的世俗原则，已成为无害的圣像，人们便把抨击的矛头聚集到他身上，借他这个鞭子来发泄对当朝君主和封建专制的不满。于是，便出现许多记载朱元璋暴政秽行的野史稗乘。而明中期以后科举考试制度的推广、地方教育的普及、书籍印刷行业的发展，士绅与庶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江南市镇的勃兴，又使这些野史稗乘得以广泛流传。

　　但是，此时距龙兴已逾百年之久，这些采录闾巷传闻的野史稗乘，其所记载的明初史迹，自然不可能是全部真实可靠，而是有真有假，真真假假。如果要研究明中后期民间对明初史事包括对朱元璋的认识与评骘，这些野史稗乘无疑是绝好的第一手资料。但如利用来研究明初史事包括朱元璋的生平事迹，则必须先对其中的记载做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订工作，否则就会谬之千里，不可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一些朱元璋传记、影视作品和通俗历史读物，为了增加形象性和生动性，往往不加甄别地使用这些野史稗乘记载的传闻故事，就连前人已考订属于谬误失实的传闻，也照样引用。

　　依据这些传闻塑造出来的朱元璋自然是个专横残暴、心狠手辣的暴君形象，没有什么历史功绩，依据这些传闻描绘的明代历史自然也是漆黑一团，没有丝毫的亮点。这样的描述虽然带有强烈的冲击震撼力，能吸引某些人的眼球，但却远离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使人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受到历史的启迪的。广大读者和观众，对此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