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仅仅如此理解“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仍然远远不够。因为“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贪”，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表述。在是否发动群众去反贪这个问题上，朱元璋一直都主张官、吏区别对待。对待“污吏”，他在《大诰》里不遗余力地号召群众去“造他们的反”；但对待“贪官”，他却一直都表现得相当克制。

　　在比较早的一篇《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朱元璋说：“如果官吏们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上访。同样，如果官吏们治理有方，也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奏报朕。且须集体上京，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单独上奏。”可见，官员与胥吏仍然被混淆在一起，群众们也还没有被赋予“造反”的权力。

　　而到了那篇著名的《大诰·乡民除患》中，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地“发动群众反贪”，同时也明确限定了“被造反”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主要针对的是胥吏，官员们并没有包括在内。

　　简而言之，发动群众“造反”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则没有捉拿的权力，只能“上访”，然后由朱元璋来惩治他们。

　　所以，许多的野史笔记以及通俗历史作品，其实都过分夸大了朱元璋在“群众反贪运动”中的态度，将其推向了一个极端。他们不厌其烦地描述着这样的场景：愤怒的百姓们冲进官衙，把贪污的官员们抓起来，准备绑送去京城，官员们则跪在地上苦苦求饶。

　　事实上，在赋予群众监督权甚至执行权方面，朱元璋仍然相当谨慎。他远没有如上所描述的那样超前，因为官员们并不在“被造反”的范围之内。

　　在那篇被许多人无数次引用过的《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中，朱元璋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然而所任命的这些官员，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之后就与当地的吏员、皂隶以及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这等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于是，朱元璋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自己治贪，但百姓们的捉拿权却被严格限定在污吏上。

　　比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明代的衙门，有“三班六房”的建制。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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