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

　　朱元璋是很明白的，如果百姓们真的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们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也必然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是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这种史无前例而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性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污吏，不许抓贪官。

　　在一个帝制国家里，维护官僚集团在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必需的。

　　对待贪官与污吏的这种态度分歧，其实正影射了朱元璋脑海里关于新王朝的设计蓝图。

　　他不止一次在诏书里反复强调，希望帝国能够恢复“三代古圣哲”时候的气象，希望能够重兴孔孟之道。元代的传统，一直都是重胥吏而轻官员，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看来，这恰恰正是对“三代之治”的彻底背离。

　　儒家政治观主张以德治国，所以政务决策必须出自儒家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之手，因为这些官员接受了许多年的儒家道德教育，只有他们才能完成“以德服人”的重任。故而，朱元璋极为赞同前代重官员而轻胥吏的传统。他总结说：“自周代开始，历经汉、晋、唐、宋，历代做官的贤人君子，都秉承着孔孟的基本精神，亲自处理所有政务。所以他们视吏卒不过如同奴仆而已，善者则礼遇，不善者则罢黜。”

　　而在著名的《胡元制治》篇里，他则痛心疾首地鞭挞元代的暴政：“蒙古人初主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但三十多年之后，元代上层早已粗通文墨，各地政务却仍然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在他看来，只有社会重新“视吏卒如奴仆”，才算得上是个正常的社会。

　　明朝初建，朱元璋大力提倡恢复孔孟之道，力图在意识形态上重建儒家传统。然而他惊讶地发现，这一重胥吏而轻官僚的传统竟仍在继续，他所任命的官员，庸才众多，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

　　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明朝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为此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最后，朱元璋无可奈何地感叹道：“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也，呜呼艰哉！”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号召群众造反”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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