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有分量的几句话是：“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王恕的这笔利害关系账替皇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刻托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将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区军。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钱能最终也没出什么事。《明史》上说完他的经历，最后交代了一句“久之卒”。似乎得了善终。《万历野获编》说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师，弘治的儿子正德皇上登基，又赐葬最胜寺，哀荣也不算差了。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么?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钱能怎么就一漏再漏，作恶多端仍有善报呢?沈德符说，这使人们怀疑，究竟还有没有天道。
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混过关，并不是什么个别例外。即使励精图治的弘治皇帝，也经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

　　弘治十七年(1504年)6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刘大夏。当时皇上34岁，已经登基17年。刘大夏年近七十，进士出身，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都管过，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起初，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坚持让他干，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退，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问题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这种规则已经通行天下。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我得声明一句：在皇上身边工作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著名的清官王恕当了一段吏部尚书，选拔推荐了一大批刘大夏这样正直能干的人，史书上说：“一时正人充布列位。”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那么，皇上怎么会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状况的程度呢?他身边的好干部对情况又了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汇报，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形势，分析几条原因。李东阳是当时的大笔杆子，这份上疏又写得直言不讳，一时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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