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情似乎并没有朝着朱元璋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惩治游民的效果似乎不佳。

　　洪武十九年，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的福建沙田县13个不愿务农的百姓，想合作干点营生，于是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

　　大家齐声说好。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的成年男丁诛杀，妇女、小孩一律流放。末了，皇帝痛心疾首地说道：“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不忠。将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之人诛杀，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发动群众抓污吏，后来扩大化，变成了发动群众抓害民豪强。因为朱元璋后来发现，各衙门所用胥吏都是当地人，这些人在当地又多半都属于豪强阶层。

　　抓害民豪强倒是掀起了很大的高潮，不过却有点不尴不尬。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讲述了几个啼笑皆非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朱元璋的号召，把潘俊二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金方的例子不是个案。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三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公务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这一政策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余永延们的故事让朱元璋头疼不已。他说：“顽民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251户，类似的事情，司法部门已经向我反映过许多次了。还有那个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公务员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

　　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群众，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

　　也许沈显二的案例能够解释朱元璋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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