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时，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15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把顾匡给放了。

　　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觉得在一个彼此监视、满地密探的社会，事情终究还是会败露。最后，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死。曹贵五得到这个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也会有连累。”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随后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四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显二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沈显二提出也一同去自首，顾、周、曹三人却设计将他绑了起来。原来这三人凑在一起，决定把沈显二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四个人进了京城，在押解“害民豪强”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的节骨眼儿上，沈显二却跑掉了。主管上访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余，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即里长顾匡绑了起来。通政司接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官员们审问周、曹二人：“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只好如实将事情的原委说出。

　　最后，盛怒的朱元璋说：“这几个人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奸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全部枭首示众！”人是杀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沈显二们集体落到这个下场，像一场荒诞剧。

　　一个正常的社会，自然应该是一个彼此制约的社会—百姓可以制约官员，官员们之间也互相制约，士、农、工、商各阶层也彼此制约……绝对的权力背后理所当然是绝对的腐败，任何廉洁的社会，都是权力充分制约的社会。

　　朱元璋赋予百姓们莫大的权力去惩治污吏和游民，貌似是给予了百姓们制约的权力。其实却不然。他给予百姓们的，并不是平和的制约权，而是一种暴戾的“合法伤害权”。

　　以前的官吏们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仲裁者皇帝坐在深宫之中，不可能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的权力具有“合法伤害”的性质；如今，胥吏们被朱元璋彻底打倒在地，百姓们拥有了捉拿他们治罪的权力，最终的仲裁者皇帝，仍然坐在深宫之中，无法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同样的，百姓们手中的权力也具有了“合法伤害”的性质！

　　也就是说，帝国权力结构仍然没有改变—以前是皇帝制约胥吏，胥吏制约民众；如今是皇帝制约百姓，百姓制约胥吏。不过是将以前掌握在胥吏们手里的权力移交到百姓们手里而已。

　　一个所有人都具有执法权的社会，恰恰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法律保障的社会。沈显二们的荒诞剧的根源，正在于所有人都对他人拥有执法权和“合法伤害权”。

　　朱元璋曾经下诏要求全国所有的老百姓都必须做到家家有一套《大诰》系列丛书。还规定：有这套书的百姓，犯了罪可以减轻处罚；没有则加重处罚；拒不收藏者，则流放边疆。当时的学校里，《大诰》也是必修科目。朱元璋还亲自主办过多场《大诰》学习报告会，来京城讲述《大诰》学习心得的师生前后达19万余人之多。

　　然而，这套当年风靡全国的丛书，在朱元璋死后就迅速消失在历史舞台上，而朱元璋那乌托邦式的“群众运动”，因为与《大诰》一样不合时宜，也迅速被其后代抛弃。

　　朱元璋耿耿于怀的重胥吏而轻官员的问题，其实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痛心疾首地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秉国者吏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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