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统治的稳固，朱元璋干脆以暴力威胁天下文人支持新王朝，出任官职。朱元璋在刑书《大诰》中设置科目，明文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则“诛其身而没其家”。贵溪夏伯启叔侄俩自己砸断自己的手指，苏州姚润、王谟接到任命不出仕，都被斩首并抄家。面临生命威胁的文人们，这才出来做官。做官还不够，朱元璋还要改造文化，像打击政治对手一样，将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潜在力量都掐死在摇篮里。诗人陈养浩写了句“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认为他写夜夜哭征夫，是无视大明朝的繁荣盛世，讥讽朝廷的军事制度。大明朝怎么可能有怨妇呢，于是乱说话的陈养浩就被投进水里淹死了。

　　在朱元璋之前，历代也有文字狱，比如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好在都没掀起血雨腥风。文人的处境相对比较宽松。从朱元璋开始，文人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从明朝建立到清朝中期都笼罩在“文字狱”的阴影下，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我们都多少知道一些其中的糊涂案。比如清朝的翰林学士胡中藻写了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乾隆认为在国号“清”字前加“浊”字，大不敬。胡中藻被杀，罪及师友。徐述夔写了一句“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被乾隆帝定为大逆，认为是鼓励人们反清复明。其实这里的“明朝”是“明天”的意思。结果，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开棺戮尸，徐述夔的孙子和校对诗集的人也全部处死。更著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案，则是雍正朝的案子，那个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斩首示众的倒霉鬼叫做徐骏。结果全社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

　　古代的文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群体。整个社会给知识分子留下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有些职业社会不让你从事（比如你不能卖猪肉，否则被曝光后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些职业你自己不愿意从事（比如算命占卦的，比如跳大神的，比如戏子和木匠），还有一些需要文化的职业则因为个人境界没到，做不了（比如和尚道士）。

　　文人能做的职业，都是和政治有关的职业，或者需要依赖政治得到发展的职业。一个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功成身退是最理想的道路。但是多少人能有这样的幸运。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说，知识渊博，独立思考，有了独立的思想和不凡的抱负，就要面临着在个人发展和皇权之间挣扎的命运。君主专制的制度以君为圣，文人能在自保的前提下，尽可能实践读书时的抱负胸怀就算是不错的了。如此，成功的文人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可能做个成功的文人。

　　如果遇到朱元璋、乾隆等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文人就只能“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朝大学士梁诗正语）。文人可以不用写字来表达思想，但总不能不说话吧？可是当独立思想本身成为了皇权的监察对象时，说话也不保险了。文人唯有少写少说，将精力用在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事情上（比如从事历史考据，比如到处旅游，或者按照要求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明清两代社会在故步自封，沿着固定的轨道僵化发展，变得异常脆弱，和文人万马齐喑不无关系。

　　这种情形一直到近代才得到改观。随着清朝的势微，中国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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