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则教堂生活越发神秘，以至谣言四起。第四，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雍正年间的湖北黄冈天主教会，已经严格执行教皇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教谕，在教者不得以传统的民间方式祭孔敬祖，严禁的规定必须毁去牌位，驰禁的规定是修改牌位文字和仪式内容。这使得许多上层社会儒家传统的信仰者难以参加教会生活，儒家士大夫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恶化，这是重要的原因。

　　所有这些引发一个更深入的问题：耶稣会士努力采取迎合儒家的策略，虽然成功地取得了部分开明士大夫的支持，但是最大的反对力量也是来自儒家。相反，耶稣会士对佛教和道教采取激烈的批评态度，而来自佛教、道教的反对倒是比较和缓。直至清末，在华基督教的反对力量主要都是来自儒家社会。这是个复杂的现象，要另外详加研究。

　　但目前的这些例子起码能说明：儒家以中国文化的主流自居，在社会上占有更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特权。当天主教与之合作，与之对话时，它是开放的，它会提供相当的便利，甚至相当程度地改变自己的许多东西。而当基督教渗入中国内地，构建自己的教会利益团体的时侯，最易形成的冲突对象显然也是儒家特权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他们采取了激烈的反教态度。这时的冲突其实已不是理念上的，而是利益上的。因此，攻击和谩骂，以至大打出手，刀光箭影就不可避免。明末的“教难”较少流血，清末“教案”就往往血流成河。

　　儒家与基督教在社会领域还有几处基本的冲突。第一，天主教独尊上帝，主张人人平等。正统儒家讲纲常关系，讲等第，对教会内的平等不能接受：“一事天主，遂以子比肩于父，臣比肩于君，则悖伦莫大焉。”“以天主为父，万民为子，而仁孝转大，世间君父同为兄弟，何足事哉？噫，逆亦甚矣。”[30]很多人不喜欢教堂里男女、长幼、上下不分的气氛，士绅们觉得许多权力被教堂里的神父僭夺了，他们把伦理关系的混乱说成是“悖”，是“逆”。

　　第二，儒家宗法制度中，地方绅士通过祭祖，获得基层民众的权威。天主教正好反对这个制度，这使士绅难堪。漳州晋江绅士，崇桢末年以礼部尚书入阁办事的东阁大学士蒋德受东林时代的风气影响，“向与西士游”，关系不错，但未入教。当他在家族中修祠堂家庙，祭奉“家主”时，他的耶稣会士朋友劝他应该修教堂，奉“大主”。从此，蒋与教会反目，事见他的《〈破邪集〉序》。

　　第三，天主教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妻妾制，而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士大夫通常纳妾。这婚姻家庭制度的严格教义，使得天主教在中国十分特别。反对这一教义的士大夫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许大受说：“从教后，则虽帝王之贵，只许一夫一妇。……余友周国祥，老贫无子，幸买一妾，举一人，才二岁。夷教之曰：吾国以不妾为贤，不以无后为大。周听而逐其子之母。今不知此子活否？”[31]这个周姓教友的例子，与其说是个故事，不如说是个寓言。它的寓意是：天主教把男女婚姻看作是与上帝关系的一部分，男女平等；而儒家把婚姻看作是宗法关系的一部分，妇女被当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处于不利地位。这方面的区别确实很大。

　　“民教冲突”可以在地方一级发生，福建绅士编辑的《圣朝破邪集》集中反映了叶向高、艾儒略把天主教带进福建后引起的地方级的冲突，其方式还停留在辩驳、漫骂阶段，还只是宗族和衙门的权威夹在里面。冲突在南京和北京发生时，就构成了全国性的事件。沈在“南京教难”中，用上疏的形式挑起争端，达到在全国驱逐传教士的目的。其冲突过程中就有中央权威的介入，动用了司法、监狱等手段。到清初，由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激化，康熙和教皇，以及欧洲君主的卷入，中西教的冲突发展到国际间。外交的，乃至战争的手段都会运用。在这系列阶段中，与其说是中西间的不同教义和文化在冲突，不如说是中西方的各自的权威力量在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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