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臣们除了对万历狂吠以外，相互之间也咬得不可开交，斗争由来已久，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万历登基的第一年，就发布诏书告诫廷臣：“近来士人风气不正，官员道德败坏，老实人被诬蔑为无用，调皮捣蛋被认为是有才，以至于朝廷的赏罚沦为臣子打击报复的工具”。万历要求大臣们改过自新，否则就严惩不贷。

　　《明史？神宗本纪》中关于告诫廷臣的记载，不绝于目：十六年“冬十一月辛酉禁章奏浮冗”；十七年“十二月己丑，谕诸臣遇事勿得忿争求胜”；十九年“秋七月癸未，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然而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参与人员也越来越多，并出现了结党乱政的局面。

　　关于党争兴起的源头，明人自己有一个高度的概括：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党争，党争起于东林，东林起于顾宪成。

　　顾宪成是江苏无锡人，他是东林书院的创立者，而东林书院是东林党的发源地。顾宪成的一生都在和人事打交道，他成为东林党的创立者，有其必然性。

　　万历四年（1576年），二十七岁的顾宪成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高中解元。在那次考试中，他的文章就阐述了选人、用人与治理国家的关系，可见他对人事的热忱，源远流长。万历十年以后，顾宪成的大部分时间在吏部工作，在此期间，他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并深度参与了当时的人事斗争，这为他后来走上组党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那个时期的政争，主要是“阁部之争”。张居正死后遭到了清算，他生前独揽大权的局面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朝中吸取经验教训，有限制内阁大臣权力的倾向和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各部与内阁展开了权力之争，尤其是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在人事权利上与内阁的矛盾十分尖锐。

　　人事斗争主要集中在人事考核时期。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外察”。“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六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三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加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终身不再起用，政治生命就此结束，由于“京察”的致命性，使之成为官僚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合。

　　作为吏部的官员，顾宪成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斗争，其忙碌的身影频现史书：万历十五年京察时，顾宪成上疏言事，因“语侵执政，被旨切责”，并被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他又被“擢升为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人事工作岗位上。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争斗，比六年前那一次更为激烈，其情形就像是十头猪在一个洗脸盆里抢食吃，场面很壮观，因此被认为是明末门户之争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史书记载：“门户之祸固而不可拔，自此始也”。

　　在这场战役里，顾宪成再次脱颖而出，《明史》记载：“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籥、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顾宪成虽然职务并不高，能量却很大，作为一个小小的主事，竟然能够在幕后左右他的上级，去修剪首辅的羽翼。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这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差事，顾宪成在这个岗位上，充分行使了他的职权，与内阁进行斗争，其胆大程度令人惊奇。虽然他只是一个司长，但却能决定部长的任命。

　　《明史》记载：“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从这段史料我们看到，首辅（王锡爵）想用一个部长（罗万化），但是司长（顾宪成）不同意，于是只好任用他人（陈有年）。顾宪成不仅可以左右他上级和他上级的上级的意志，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不仅明目张胆地和首辅对着干，甚至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