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於伦，未为通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

　　依是可见，《世说新语》是不可“绳之以史法”的。且不说从魏黄初间到南朝宋的两百年间（公元220~420年）如何流传，就是这二百余年史籍无载，根据梁启超《历史研究法》所言鉴别伪书的公例第一条“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突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可以大致判断此《七步诗》很有可能是伪作。所以说，《七步诗》它来路不明。

　　其次，即便抛开它的出身问题，它也是“品质不纯”，因为它在流传过程中也接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造”。上面我们看到《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是五言六句，然而唐初李善注《文选·卷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中“陈思见称於七步”一句时，引用《世说新语》：

　　《世说》曰：魏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时候割裂去前面两句，变成了五言四句。不过这样，文义就有些不通畅；而且只有第二、第四押韵，也不太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在流传过程中渐渐对此五言四句进行完善。在盛唐时编纂的《初学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变化：

　　刘义庆《世说》曰：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成诗，不成将行大法。遂作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惭色。（《初学记·卷十·帝戚部》）

　　这样，《七步诗》首句变成“煮豆燃豆萁”，不仅文义完备，且第一、二、四句押韵，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最熟悉的模样。在宋初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中便采用了这一种诗句：

　　《魏志》曰：陈思王植年十馀岁，读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诗。植援笔立成。太祖异之。文帝尝欲害植，以其无罪，令植七步为诗，若不成，加军法。植即应声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善之。（《太平御览·卷六百》）
 

　　现存的《三国志·魏志》中并没有“文帝尝欲害植”后一段，当是从《世说新语》中采撷阑入的。而《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并不是《太平御览》中的“五言四句”模样。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就是这种定型“五言四句”的《七步诗》，其出现在盛唐之前；在出现后迅速传播开去，并取代了原有的五言六句。如在元·胡炳文《纯正蒙求·长幼之伦》的“曹植豆萁，田真荆花”一句的解释：

　　魏陈思王植，魏文帝弟也。帝令作诗，七步不成，应大法。王应声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释之。

　　再如明初的《三国演义》，都是采用了定型后的五言四句诗。明末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也是这样：

　　曹丕衔其旧恨，欲寻事而杀之。一日，召子建问曰：“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朕未曾面试。今限汝七步之内，成诗一首。如若不成，当坐汝欺诳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诗已成。中寓规讽之意。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见诗感泣，遂释前恨。

　　在明末清初的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中表现的更为突出：

　　古诗有云：“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曹子建之诗。子建乃三国时魏王曹操之子。弟兄三人，伯曰曹丕，字子桓，仲曰曹彰，字子文，季曰曹植，字子建，乃是嫡亲同胞所生。曹彰早已被曹丕毒药鸩害了。子建高才，曹丕心又忌刻，说他的诗词俱是宿构现成记诵来的。彼时偶然席上吃那豆子，就以豆子为题教他吟诗一首。子建刚刚走得七步，就把煮豆之诗朗朗吟出。五言四句，二十个字，其中滋味关着那弟兄相残相妒之意，一一写出。曹丕见他如此捷才，心益妒忌。其如子建才学虽高，福气甚薄，不多时也就死了。

　　尤其是其中的“五言四句，二十个字”的描述，更可见此诗的流传已经彻底掩盖住原来的五言六句的原型，成为默认的最纯正的《七步诗》。近代梁启超在《示威耶？挑战耶？》一文中也同样使用这样的诗句：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又曰：“ 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日本人乎，愿一思我两国历史上之关系何如？地理上之关系何如？文化上之关系何如？盖亦稍敬慎以为他日地也。（《梁启超集·文集之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