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群众的个人日常生活干涉得最深入的皇帝。

　　在《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里，朱元璋第一次命令百姓们“互相知丁”。他要求，自这一规定颁布之日起，市井村镇中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邻居，一定要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知道他们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做到知道邻居家里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必须知道他所教的学生都是谁。

　　邻里之间彼此知道得这么清楚，目的是什么呢？

　　朱元璋解释说，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谨守这四业，所以天下太平康乐。不在“四业”范围之内的谋生者，没有不违法犯罪的。“知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那些游手好闲的“逸夫”，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社会的毒瘤。“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如此向上一级级地备案，那些“逸夫”就无处遁形了。

　　最后，他严厉警告道：如果《大诰》颁布下去，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话，“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对于不同职业的百姓，朱元璋还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你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必须让邻居知晓。

　　如果你是工匠，出远门做工，则必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则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

　　经商者，本钱有多有少，货物有轻有重，所行有远有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这些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一旦对方借经商之名，在外胡作非为，邻里就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最后，朱元璋对全国百姓们表达了他的美好憧憬：“若百姓们都遵守朕所申明的先王之教，大步迈入仁寿之乡，乐天之乐，岂不快哉！”

　　对“知丁法”，朱元璋十二分重视，在《大诰续编》里用了许多条款来不断严厉地重申。在《辨验丁引第四》里，他补充说，百姓、官员们在“验丁”的时候，不但要验看其所从事的职业是否与路引相符合，还要注意这个职业是不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如果不是，肯定有不轨的图谋，应当抓起来细细盘问。

　　在《验商引物第五》里，他又补充：如果商人们的路引虽未过期，但身边却未带任何货物，里甲村店必须将其当作“逸夫”、“游食者”捉拿送官，重则杀身，轻则流放边疆。若里甲店主不抓，而被其他人抓住，与“逸夫”同罪！

　　在《再明游食第六》里，朱元璋给这些“逸夫”、“游食者”留下了一个月改过自新的时间。期限过去后，仍然不在四业之中讨生活的，四邻、里甲有义务将其抓起来送官。如果不抓，这些人必然为害乡里，一旦案发，四邻、里甲与之同罪。

　　用现代社会的常识性眼光去看朱元璋对老百姓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性干涉，不可能得出什么正面的结论。很显然，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知丁法”，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还极其缺乏活力，因为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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