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一项反社会的政策。但必须注意的是，儒家政治理念的一贯原则，就是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安定—对于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朱元璋必然不会忘记，游手好闲的流民们是如何摧枯拉朽般推翻庞大无匹的元政权的。他更不会忘记，元末的那些流民，有很大一部分正是这些不在四业之内的“逸夫”、“游食者”。《大诰续编》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嘉兴府的“逸民”徐戬等七人伪造印匣，裹在包袱里。瞅准朝廷的粮船即将起锚，就背着这个假印匣沿河而行，装成催粮的官吏，一路督责运粮船只。行至江苏县杨子桥（今江苏邗江南），几个人在路边的民舍前停下来，架设起笔墨纸砚，开始点视盘诘各路粮船，故意刁难找茬，索取钱钞。可惜不幸被抓了起来。
朱元璋最后感慨道：“如今民间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呜呼！如果不实行‘知丁法’，游民遍地，良民何处容身？朕又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所以‘知丁法’这个事情，良民们一定要协助我完成，如此天下即日升平！”
“发动群众反贪”与让群众互相监视的“知丁法”，看似两条完全对立的政策，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前者依赖群众，目的是清除官僚—胥吏集团内的污吏；后者让群众互相监视，目的则在于清除群众当中的游民（游食者、逸夫）。在朱元璋看来，胥吏蛀坏了官僚集团，而游民则破坏着底层社会的和谐。
朱元璋曾如此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帝国：“（我极力想恢复古圣王的制度），使民复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通之忧，无盗厄之苦，是以作息自然，朕尝慕此。”而这些污吏和游民，正是阻碍这一理想国实现的大障碍。而且是二位一体的。
在《大诰续编》里，他不止一次严格申明，不许各地衙门招收市井之人充当吏卒，原因是这些市井百姓没有田产，不知道耕作的艰辛。其中的良善之辈还能开个铺面，做点正经生意。更多的是些游手好闲之徒，心思险恶，多怀奸诈，整日里忙着勾结官府，克剥百姓。朱元璋说，这些人毒如蝮蛇，“设若官府差为吏卒，其害民之心那有厌足！”《大诰》颁布之后，各衙门胆敢再用市井之人做胥吏，治以死罪！
所以说，在朱元璋看来，让百姓们捉拿污吏和让百姓们捉拿游民，是同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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